第十一章

第四部分

理性有所为、有所不为

在第七到十章中，我们详尽阐述了新颖的互动推理理论。根据这一理论，理性的功能是在我们与他人的对话中制造并评估正当理由及论据。而从标准的唯理智理论来看，理性的功能则是让某人独自形成更好的信念、做出更好的决定。我们会发现，这两种理论对理性功能的预测对比鲜明，而且我们现在能够对其预测进行检验。理性是客观的还是有偏见的？是严苛的还是怠惰的？会帮助孤独的推理者吗？在互动语境下，其产生的结果是更好还是更糟糕呢？对脑海中浮现的这些问题，下面举出的例证可以使人们进一步了解理性的前景及其危险。

第十一章

推理为何存有偏见

人们对检测适应性假设的方式有许多误解。为了解理性的作用及进化的原因，我们似乎必须利用考古学或遗传学数据，来弄清楚我们祖先的推理方式。幸好，百万年前的颅骨及基因测序，对于检测有关进化机制功能的假设并非不可或缺。想一想：我们虽然不知道人类眼睛进化的时间及方式，却知道其用处。重要的是，器官或认知机制的功能与其构造及影响基本一致。眼睛的特点对其功能有用吗？基本上是。眼睛本身能很好地发挥功能吗？基本上能。

我们可以用同样的逻辑来指导对人类理性的数据检测。人类理性的特点能完美地践行唯理智理论或互动理论假定的功能吗？哪一个功能践行得更好呢？在大多数情况下，理性不能同时践行好这两个功能，所以下面会有大量例证来帮助我们选择。我们会先运用一个历史案例来讲述理性到底能还是不能践行好这两个功能。认证的科学天才是如何推理的呢？理性能帮助他摒弃错误的信念、得出更合理的结论吗？

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30岁时便荣获美国化学学会理论化学奖，那时，一位资历较深的同事就预言他将获得诺贝尔奖。[1]结果，鲍林居然获得了两个诺贝尔奖——诺贝尔化学奖及和平奖，成为继玛丽·居里（Marie Curie）后又一位获此殊荣的科学家。他埋头研究DNA结构，是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但还是与第三个诺贝尔奖失之交臂。的确，詹姆斯·沃森一直很担心鲍林再次萌生“惊人的想法”[2]。鲍林从前的学生把他描述为“上帝般的、超人似的伟大人物”[3]，其学生后来也荣获了诺贝尔奖。毋庸置疑，莱纳斯·鲍林想法超群，而且对最严格的科学惯例的研究造诣颇深。

在获得诺贝尔奖之余，鲍林有时会忖度维生素C的功效。起初，他主张每天注入强剂量的维生素C，称这样可以预防感冒和其他一些小疼痛，但不主张把维生素C作为治疗严重疾病的药物。他的这一主张在遇到伊万·卡梅伦（Ewan Cameron）后发生了改变。伊万·卡梅伦是一个外科医生，曾做过一项小型研究，研究发现维生素C对治疗癌症有积极作用——至少看似如此。鲍林和卡梅伦合力证明维生素C治疗癌症的潜力。多亏鲍林的影响力及其坚持不懈的努力，享有盛名的梅约诊所（Mayo Clinic）才同意开展一次大规模的、严格把关的试验。[4]不幸的是，对鲍林、卡梅伦及癌症患者而言，结果是负面的。维生素C没有任何治疗癌症的作用。[5]

这时，鲍林本可以客观评估这些例证：边缘理论及没有严格控制的小研究，医疗共识及严格控制的大诊所试验。基于这些例证，绝大多数研究人员及医生都得出结论，维生素C治疗癌症的作用没有得到证实。鲍林却没有进行客观推理。他杜撰了一种特殊情形。鲍林认为，梅约诊所的第一项研究失败是因为没有挑选合适的参与者。当针对该问题开展第二项研究时，[6]鲍林又指出另一个问题：新患者没有“无限期地”[7]服用维生素C。任何标准的癌症研究都不会提出鲍林这样的要求，鲍林的要求只有卡梅伦开展的这个小试验才能符合。

鲍林最过分、最有偏见的推理几年后出现在其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在该文中提出了癌症治疗临床试验的三个评价标准。[8]虽然“对许多癌症病患进行临床试验所获得的大多数试验结果都符合这些有效性标准”，[9]但仍出现了一个例外情况，“有个临床试验结果不符合任何一个有效性标准”。[10]你能推测一下这个异常试验是什么吗？这项研究“被描述为维生素C（每天10克） 与乳糖安慰剂的随机双盲对比”研究（着重强调）。[11]在鲍林看来，上百个样本中唯一存在错误的癌症研究便是梅约诊所的研究，因为这项研究让鲍林在整个科学界难堪。

我们没有理由控诉鲍林是有意欺骗。因为他本人每天都在服用高剂量的维生素C，其妻子也使用同样的养生法来抵御（虽然没有成功）胃癌。但是，大多数人看到的是，鲍林对维生素C疗效的评估是基于精心挑选的证据及有偏见的论据。即使鲍林多年来坚持服用高剂量的维生素C，但还是被确诊患了癌。他不承认自己失败了，声称要是没有维生素C的支撑，他早就患癌了。[12]

大多数受人景仰的科学家都犯过错，但鲍林的错误愈加严重，他持着非正统的信念越走越偏。但是，他的推理方式并不罕见——任何对科学家有所了解的人都可以做证，科学家并不是践行客观性的典范（在第十八章中会详细论述）。毋庸置疑，即使是最伟大的科学家，也会用有偏见的方式进行推理。

偏见总是不好的吗

我们要如何运用认知机制来形成合乎情理的信念呢？让认知机制不带偏见仿佛是一个可行的方案。偏见之所以会招致许多批评，部分原因在于其通常被定义为“赞成或反对某个人或某个团体的倾向或偏见，尤其以一种不公正的方式”。[13]然而，心理学家对此却持有不同的态度，他们通常用这个术语来指犯某特定类型错误的系统性倾向。这类错误不必影射任何道德、社会或政治问题。

存在第一类偏见只是因为认知有加工成本。人们可以使用启发法来降低成本，这种认知捷径通常比较可靠，但有时还是会失误。特沃斯基和卡尼曼[14]合作研究的“可得性启发法”（availability heuristic）为此提供了一个范例。该方法利用事件浮现在脑海中的容易程度来猜测其实际出现的频次。譬如，当研究员在实验中问参与者“字母R作为英语单词的第几个字母出现频次更高，第一个还是第三个？”时，大多数参与者都回答其作为第一个字母出现的频次更高，而事实是作为第三个字母出现的频次更高。参与者利用启发法试图回忆以R开头的单词［如“河流”（River）］和将R作为第三个字母的单词［如“无聊的”（Bored）］，并假定两类单词在脑海中浮现的容易程度便反映了各自实际出现的频次。字母R（及英语字母表中其他7个辅音） 的情况比较特殊，可得性启发法碰巧行不通。而对于英语字母表中的其他13个辅音字母，运用同样的启发法却能得出正确的答案。

尽管可得性启发法存有偏见，且的确会衍生系统性错误，但当人们考虑用另一种方法，即在自己的知识储备中试图搜寻出所有将R作为第一个字母或第三个字母的单词时，可得性启发法的实用性还是显而易见的。虽然启发法有时并不好用，但我们对这点并不担心，我们更担心参与者运用这一艰苦的思索过程，只是为了回答某个心理学测验。此外，心理学家歌德·吉仁泽（Gerd Gigerenzer）及其同事指出，我们在许多情况下运用这种启发法不仅不怎么费力，而且较之更复杂的策略，运用这种启发法反而能得出更好的结果。[15]吉仁泽认为，启发法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高效”且非常可靠的思维方式。

鉴于错误有大有小，第二类偏见便出现了。[16]我们应该更谨慎些，不要犯危害太大的错误，平常犯一些无伤大雅的错误还是可以原谅的。

下面举出一个简单明了的例子来阐明犯错代价的失衡如何造成了适应性偏见。熊蜂的认知机制帮助其躲避天敌。其天敌之一便是蟹蛛，这种小蜘蛛会在熊蜂采蜜时捕捉它们。某些蟹蛛会停歇在花朵上，并伪装成花朵的颜色，这样便隐藏起来了。为更多地了解熊蜂躲避隐藏天敌的方式，托马斯·英格斯（Thomas Ings）和拉斯·奇卡（Lars Chittka）合作发明了小型机器蜘蛛来做实验。[17]他们让所有的机器蜘蛛都停歇在黄色花朵上，把某些机器蜘蛛设置成白色的（没有隐藏的），而把另一些设置成黄色的（隐藏的）。为模拟觅食风险，英格斯和奇卡还造出了小型螯，当熊蜂停歇在有“蜘蛛”的花朵上时，他们便用这些螯将其在两秒内俘获。

在实验的第一阶段，他们把熊蜂分成了两个组，让一组面对隐藏的蟹蛛，另一组面对没有隐藏的蟹蛛，这两组熊蜂都有许多机会飞到花朵上，来探察其面对的是哪类天敌。出人意料的是，即使蜘蛛隐藏起来了，两组熊蜂也都很快就学会了躲避藏有蜘蛛的花朵。保护色并非不起作用：有些熊蜂在面对伪装的蟹蛛时，要花近两倍的时间来检查每朵花，才能探察到隐藏的蟹蛛。这个例子表明，必须花费对身边环境形成精准表征的成本，即用来探察蟹蛛的时间，而在这期间不能采蜜。

熊蜂误停在藏有蟹蛛的花朵上的成本（高成本）与不必要地躲避无蟹蛛隐藏的花朵的成本（低成本），二者之间也存在不对称性。这一不对称性也影响了熊蜂的行为。在实验的第二天，这些熊蜂便认识到了周围环境存在的觅食风险。它们没有不断花时间（0.85秒）探察每朵花，来确保没有蟹蛛藏在上面，这样的话，那些停歇在藏有蟹蛛的花朵上的熊蜂，则面临较高比例的“错误情报”：与其他的熊蜂相比，这些熊蜂更可能去躲避实际并无蟹蛛隐藏的花朵。

这项实验阐明了一种十分微妙的方式，即便是相对简单的认知系统都会用这一方式来调整耗费在认知任务（探知隐藏在花朵上的蟹蛛）上的时间和精力，使之一方面适应任务难度，另一方面适应假阴性错误（明明藏有蟹蛛却假定没有）和假阳性错误（明明没藏蟹蛛却假定有）的相对成本。这种成本差异会导致偏见产生，让人犯更多的假阳性而不是假阴性错误。不过，这一偏见还是有好处的。

从惊奇到证伪

虽然熊蜂的例子表明，偏见可能有好处，却谈及了十分具体的成本，即觅食成本和错失觅食机会的成本。存在更普遍适用的认知偏见吗？

认知机制的主要目的是准确表征生物环境，至少是生物环境的相关层面。据称，只有在未来，尤其是在不远的未来，对生物环境的准确表征对生物才有直接相关的意义，它帮助生物预测潜在的危险，还帮助其改造周边环境来保护自己。对先前和当前环境的表征可能也是相互关联的，但只是一种间接关联，它们可以为未来环境的表征提供唯一可用的证据。也可以说，认知的主要目的是让生物准确预测接下来可能会发生的事。认知机制应格外关注任何与其当前期待相悖的信息，并利用这一信息适当修改当前期待。若信息与期待不同，至少会让人类产生典型反应：惊奇。这种惊奇的体验是认知资源的突然调动，来调整刚遭到挑战的期待。

的确，我们总是格外注意出乎意料之事，这一习惯根深蒂固。因此，当我们看到别人对出乎意料之事不怎么惊奇时，我们就该惊奇了。假设你朋友乔（Joe）遇到了两只长得相像的猫，其中一只猫在叫，另一只猫在说话，而他却没有特别关注那只说话的猫，这时，你会怀疑他有点不正常。即使一岁的婴幼儿都希望别人注意到他们的惊奇。当他们看到惊奇的事物时，便指向那个东西，来让一旁的大人也注意到。他们会一直指着那个东西，除非得到了合适的响应，或因大人不理不睬而不再指望大人能注意到。[18]

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就会寻求意外的事。如果你足够幸运，身处环境良好，你便能预测未来走向。若预测出现偏差，就会发生意外的事，而这些意外的事很可能就是坏消息（因而有句伪造的中国古语“宁为太平犬，莫做乱离人”）。不过，即便你不喜欢意外的事，若环境已蓄势待发，还是尽早获悉此事为好。被解雇很糟糕；在真的被解雇之前就得到了相关信息，并先为之意外一番会更好些。因此，与提供重复信息的沟通者相比，提供意外信息的沟通者会得到人们更多的青睐（假设他们的可信度是一样的）：人们会购买大标题为“人咬狗”的报纸，而不是大标题为“狗咬人”的报纸。

如果理性是个人认知的工具，旨在让人们形成更好的信念、做出更好的决定，那么理性应该格外关注与我们自身期待相悖的信息。理性应该为我们当前结论寻找反对论据，应该找出理由来质疑我们当前的决定，找寻与我们当前信念相冲突的记忆。与没能关注正面证据及论据相比，没能关注负面证据及论据通常要付出更高的代价。

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学者反复告诫说，这是形成合理信念的最佳方式。12世纪，罗伯特·格罗斯泰斯特（Robert Grosseteste）主张，要杜绝错误假设，就应该先提出一个假设，然后再看是否任何遵循该假设的事物都不合逻辑或与事实相反[19]。400年之后，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推翻了格罗斯泰斯特隶属的学术传统，把观察放在其哲学体系的核心位置。尽管如此，仍然有人认为要寻找反例，认为观察不应该是“幼稚地”枚举符合研究者假设的案例。学者要专门找寻能证明其假设有误的例子：人们必须“适当拒绝或排斥自身假设，以分析这些假设的性质”。[20]

又过了400年，这回是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来挑战当时的主流观点，即培根哲学体系的遥远分支。为此，波普尔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强调证伪的重要性。他认为，科学之所以与其他知识区分开来，不是因为科学理论可以得到证实，而是因为科学理论可以被证伪：原则上，只要单次观察到（根据某个给定的理论来说）某个永远不可能发生的事件，就能证明该理论有误。当然，波普尔也认可，在实践中，单次观察还不足以促使科学家摒弃某个理论——毕竟，观察本身就可能有误。但是，若有众多观察证明某一理论有误且这些观察足够可信，那么要是不摒弃这一理论的话，至少应该对此予以修正。科学家提出某一理论时就想到了会被证伪。他们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寻找会证伪自己理论的证据，摒弃已被证伪的理论，坚持已经反复检验的理论。

尽管这些学者的观点存在差异，他们仍一致认为，反例及其他与期待相悖的信息让我们摒弃错误的信念，在知识的积累中发挥关键性作用。正如波普尔所言：“在追寻真理的过程中，最好的计划莫过于一开始便批判自身最珍视的信念。”[21]

证实偏见

彼得·沃森在伦敦大学学院设计的实验任务就颇为机智，而且其实验地点与其执教的伦敦经济学院只有几步之遥（当然不只是地理位置接近），该实验任务预计会对推理心理学产生一定影响。沃森拓展了波普尔对科学理论的见解，将其延伸到日常推理中，提出问题：人们是靠证伪来形成更好的信念吗？

我们在第二章中已对选择任务进行了论述（不清楚可以看看图11.1），而该任务恰恰是为了模拟科学思维的方方面面。沃森认为，参与者选择的卡片必须能作为检验规则的适当证据，就如科学家必须要找到检验其假设的适当证据一样。如我们所见，在这个例子中，正确的做法是选择写有元音E和奇数7的卡片，因为只有这两张卡片可以证明以上规则有误（若元音E的另一面是奇数，或奇数7的另一面是元音便可证明）。然而，大多数参与者却没有选择写有奇数7的卡片。许多人都选择了写有偶数2的卡片，想必是为了看看另一面是否写有元音。但是，既然规则没有说明写有偶数2的卡片另一面会写有元音，那这张卡片便不能决定规则是真是假。

基于这个实验及其他实验，沃森指出，参与者深受偏见之害，这一偏见后来被称为“证实偏见”[22]：“结果的确表明……即便是睿智的成年人，也不容易采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新奇的问题。若他们能为自身的解释拿出确切的证据，则会拥有非凡的毅力，能始终坚持己见。”[23]

图11.1 标准的沃森选择任务

其实，这个实验虽能说服许多人相信确实存在证实偏见，但却没能直接展示这一偏见。沃森和其许多效仿者都主张，参与者会试图“证实”规则而非证伪，其实他们的主张犯了逻辑性错误。事实上，同样的卡片既能在规则有误时证明其有误，也能在规则正确时证明其正确。譬如，在上述例子中，当翻开元音E或奇数7朝上的卡片时，都能揭露规则有误。如果两张卡片都不能证明规则有误，那么这两张卡片便能一起证明规则正确。参与者相当普遍地选择写有偶数2的卡片，但这张卡片不仅不能证明规则有误，也不能证明规则正确。选择写有偶数2的卡片根本算不上一个证实策略。所以，成功完成该任务的人并没有表现出更大的证伪倾向，没能完成该任务的人也没有表现出更大的证实倾向。

如果人们选择的任何给定卡片都不能揭露自身是否存在证实偏见，那么其选择卡片的方式便能。我们发现，人们在选择卡片时，不是靠理性做出快速的决定的，而是靠对不同卡片关联性的直觉。在做出这一直觉反应后，参与者往往会进行长时间的艰难推理。然而，对这四张卡片中每一张卡片的推理，耗费的精力又是不一样的。研究员锁定了参与者的关注点，证实参与者把所有精力都用来思考与规则相关的卡片，即他们已选择的卡片。[24]此外，显而易见，当参与者需要边想边说时，他们主要思考支撑其直觉选择[25]的理由。真正的证实偏见表现为：参与者不会找寻选择或不选择任何一张卡片的理由，而会找寻支撑其起初选择的充足理由，不会找寻选择其他卡片的理由，也不会找寻不坚持起初选择的理由。

我们很快便能论证，对证实偏见最好的理解其实是“自我中心偏见”。我们先来看一个小案例，该案例充分显示了人们存在自我中心偏见。[26]

学者迪安娜·库恩（Deanna Kuhn）是研究论证和认知的先驱，她让参与者就各种社会问题发表看法，包括失业、辍学、累犯，然后让他们为自己的看法辩护。几乎所有参与者都很乐意提供支撑自己观点的理由。但当库恩要求他们提供反对自己观点的论据时，只有14%的参与者能一如既往给出理由，大多数参与者头脑中都是一片空白。[27]

基瓦·孔达（Ziva Kunda）让一组参与者相信，性格外向者比性格内向者获得成功的可能性更大。所以在之后的记忆测试中，参与者便发现，与内向行为相比，回忆自身的外向行为会更容易。与此相反，他又让另一组参与者相信，性格内向者比性格外向者获得成功的可能性更大。因此这组参与者发现，与外向行为相比，回忆自身的内向行为会更容易。两组参与者都只是在找寻理由佐证自己的信念，即相信自己的性格可以让自己有所成就。[28]

查尔斯·塔伯（Charles Taber）和弥尔顿·洛奇（Milton Lodge）就各种有争议的话题（如枪支管控和平权行动）给参与者展示了各种论点，并让他们就这些论点列出自己的看法。[29]他们把参与者分成两组，一组由不了解政治问题的人构成，另一组则由很了解政治问题的人构成。不了解政治问题的小组成员都表现出了证实偏见：与反对对方立场所列的看法相比，他们为支撑自己一方立场所列的看法多两倍。不过，丰富的知识储备也不能让参与者免除偏见。很了解政治问题的小组成员同样列出了许多支撑自己一方立场的看法，而对于对方立场，一个反对看法也没有列出。这就证明，政治知识储备越丰富，证实偏见越强。

两组成员所列清单可以排满好几页纸（甚至是好几个章节或好几本书）。而且，我们从鲍林的例子可以看出，深受证实偏见之害的不只是普通的参与者。天赋异禀、聚精会神、积极主动及思维开放的参与者同样不能避免证实偏见。[30]证实偏见“可能是人类推理相关文献中关于推论错误最知名、最广为接受的概念”[31]，有不少实验在证明这一概念的普遍性与稳健性。正如记者乔恩·罗森（Jon Ronson）讥讽的那样：“自从我了解了证实偏见后，到处都可以看到它的踪迹。”[32]

对唯理智理论的质疑

心理学家一致认为，证实偏见普遍存在。同时，他们也认为有证实偏见不好。证实偏见是“不理性的”[33]且“阻挠了个人能力的发挥，不能使效用最大化”，[34]是“对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发挥最关键作用的偏见，也是在小组间及小组内冲突中发挥最关键作用的偏见”。[35]雷蒙德·尼克尔森（Raymond Nickerson）恰当地总结了这一普遍性观点。

到目前为止，大多数评论员都把证实偏见视为人类的弱点：一个曾经很普遍但不理性的倾向。提出支撑这一立场的充分理由不难。这一偏见会促使人们产生许多不同错觉，促使迷信得到发展并存活下来，促使人们产生各种负面的心境，包括偏执和抑郁。预言家、占卜者和算命先生，甚至任何坚持未经证实言论的人都会充分利用这一偏见。若人们的世界观不一致，憎恶和冲突会一直存在，而证实偏见则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36]

这个评价确实证据确凿。而且，证实偏见并没有隐藏在人类推理心理学的深处，而是清晰可见的。即使对人性并不敏锐和愤世嫉俗的观察者也认识到人类有证实偏见。譬如，培根为何要费心提醒人们提防“幼稚地”枚举实例的危险？他深知人们会去证实其信念。

一旦采纳了某个观点……人类的理解力便会用尽一切办法来支撑和认可该观点。虽然对方有更多更有力的实例，可这些实例要么遭到他们的忽视或蔑视，要么因有区别而遭到搁置或驳回；人们希望通过这种强有力且不顾一切的决心，让其先前结论的权威性可以不受侵犯。[37]

在达尔文发现自然选择的两百多年前，培根就开始著书立说了，但他观察到的只是人们有证实偏见，以及这一偏见阻碍了人们获得合理信念。在当代，捍卫唯理智理论的人认为，理性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这一点是理所当然的，而证实偏见的存在则向他们提出了根本性挑战。

尤其是要捍卫唯理智理论的人接受以下三个主张：（1）理性有证实偏见；（2）理性帮助孤独的推理者形成更好的信念、做出更好的决定，而证实偏见则会阻碍理性发挥这一功能；（3）理性的主要功能是形成更好的信念、做出更好的决定。其实，接受以下三个主张也是一样的道理：（1）麋鹿的鹿角很大；（2）鹿角太大反而阻碍了麋鹿躲避天敌；（3）这些巨大鹿角的功能是躲避天敌。

这是我们所能想到的解决这一难题的唯一办法，但这一办法行不通。第一种解决方案是证明，证实偏见是理性不可避免的一个特点。譬如，鸟的骨骼、肌肉和翅膀上的羽毛给其躯干增加了额外重量，这些额外重量便增加了鸟躯体飞翔的难度，而不是降低难度。但是，既然我们既不能让翅膀无重量，也不能让鸟没有翅膀就可飞翔，翅膀的重量这个问题本身就不会对进化论提出疑问。但是为什么证实偏见对理性发挥功能很有必要呢？

第二种解决方案是，声称证实偏见对一个次要功能有好处。适应性特性的某些特点可能阻碍了这一特性发挥主要功能，这一点可以通过“这些特点对次要功能有好处”这一事实得到很好的解释。譬如，海雀的重量与翼面积之比（即“翼载荷”）太低了，不利于实现最理想的飞翔。可是，海雀的翅膀却适应水下推进，这就很好地解释了其翼载荷低的原因。[38]与海雀的低翼载荷不同，证实偏见不仅让理性发挥所谓的主要功能变得有点困难，还与理性的主要功能发生直接冲突。此外，虽然海雀的水下推进可以解释其低翼载荷，但理性没有特别说得通的次要功能可以解释其证实偏见。证实偏见应该是唯理智理论中的一个大难题。

直觉是促成证实偏见的罪魁祸首吗

支持唯理智观念的人知道证实偏见很难对付，他们面临一个选择，即否认证实偏见是真正理性的特点，从而为理性脱罪，归咎于直觉。在第二章中，我们已经简要论述了双重过程理论。其实，人们普遍认可这一理论是因为其似乎对解决理性之谜有所帮助：推理缺陷现在可以归咎于类型一直觉过程，而类型二的真正推理则可以免受指责。据称，直觉会出错，因此理性的功能之一便是纠错。[39]譬如，斯坦诺维奇在其2004年出版的《机器人的反叛》（The Robot's Rebellion）一书中，将证实偏见列为直觉的一个认知缺陷。[40]埃文斯也指出，证实偏见源自一个更具普遍性的偏见，即“不思考负面信息、只思考正面信息的偏见”。[41]

这一解决方案把证实偏见归咎于直觉，从进化论来看，没有太大意义。直觉推论机制指导我们的想法及行动；自然选择数亿年来已经造就了某些直觉推论机制。直觉信息的质量对我们的繁衍生息非常重要。总的来说，正如我们所见，某些特定偏见可能还是有好处的，譬如它们不仅能降低认知成本，还能降低出现高代价错误的概率。可是证实偏见一点儿好处也没有。

毋庸置疑，我们在研究动物行为时并没有出现证实偏见。小老鼠（mouse）铆足全力证实其认为周围没有猫的信念；大老鼠（rat）则聚精会神地盯着面包屑，而忽视了其他食物，其举动便证实了其认为面包屑就是最好的食物的信念。小老鼠和大老鼠的许多子孙后代都不会遗传这些基因，因为觅食行为会因环境变化而改变。动物一旦能在别处找到更好的食物，就会立马丢掉已获取的小块食物。[42]人类直觉不会比其他动物的推论差。我们遗传了祖先觅食和躲避天敌的能力，还有其他各种推论策略，这些推论策略都没有受到证实偏见之害。[43]

如果真要做什么的话，正如我们之前就主张的，我们应该期待直觉格外关注证伪的、出人意料的信息。心理学家托马斯·艾伦（Thomas Allen）和同事开展了一项实验，该实验很好地展现了直觉和理性各自具有的不同偏见。[44]研究员给参与者看了某人的照片，该照片上还附了两句话来描述那个人的行为，然后他们要求参与者说出对这个人的印象。某些参与者看到的图片是“戴着黑色发带和一副墨镜的年轻黑人男性”，[45]两句描述分别是：“对女售货员一顿痛骂”和“在拥挤的地铁上把座位让给一位老大爷”。如果你熟悉美国社会年轻黑人男性的刻板印象，会发现第一个描述的设计符合大多数参与者的期待，第二个描述的设计却出人意料。

为了测试直觉在形成印象时发挥的作用，研究员促使半数参与者没能运用理性。他们让参与者去牢记一长串数字，由于这项任务占用了持续进行推理所需要的资源，所以这些参与者只能受到自身直觉的指导。如我们所料，他们更多地关注那个出人意料的描述。与之相反，能进行推理的参与者更多地关注意料之中的描述。直觉旨在收集最有用的信息，而推理旨在证实参与者的刻板印象。

自我中心偏见——用处何在

到目前为止，我们都理所当然地认为前述偏见就是证实偏见，即去证实任何碰巧所持看法的偏见。不过，某些实验清楚地揭示，自我中心偏见不能很好地阐述推理的功能。譬如，我们早就发现，参与者很难找到反对其赞成理论的论据。但是，当研究人员要求参与者对其反对观点进行推理时，他们很容易就找到了反对论据。[46]

这些结果——以及许多其他结果[47]——都表明，人们对证实没有普遍性偏爱。他们觉得，总体而言，困难的不是寻找反例或反对论据，而是发现他们自己的观点遭到了质疑。推理不会盲目去证实任何与其相关的信念，而会在我们找寻支撑自身观点的理由及反对某观点的理由时发挥系统性作用。推理总是为我们自己服务的。因此，最好称为自我中心偏见，而不是证实偏见。[48]

既然这个问题已经说清楚了，接下来就扼要重述一下吧。许多证据表明，推理有自我中心偏见。理性很少质疑推理者的直觉，因此不太可能会去纠正推理者可能产生的错误直觉。这恰好与你期待的机制相反，你期待它通过独立推理改善信念。目前，我们还不能运用唯理智理论明确解释自我中心偏见。

强有力且具有普遍性的偏见不可能只是一个错误、一件坏事。相反，它更可能是一个有用的特点。自我中心偏见有何目的呢？沃森把孤独的推理者类比为科学家，这一类比不太合适，而另一个类比却能让我们比较容易地理解这一神秘的偏见。

西塞罗（Cicero）可能是西方文明社会中最杰出的律师，上自罗马的元老院，下至中世纪及现代大学的讲堂，都深受其修辞相关论著的影响。下面是他在《论创造力》（De Inventione）一书中建议演说家结束演讲的方式。

做到下面两点会很有用：第一，略读你本人单独运用的论据，同时（仍需更多技巧的事情是）把反对论据与你本人的论据联合起来看；第二，展示你彻底否决反对论据的方式。这样，通过简单对照，便能唤起听众的回忆，既回忆起你的引证，又回忆起你的非难。[49]

换句话说，就是当你想说服某人时，只给出支撑你个人立场的论据，或只给出你所反对立场的反对论据。西塞罗坦率地支持自我中心偏见，而且这完全讲得通。如果某个律师开始据理反对其委托人或为对方辩护，他很快就会失业。[50]

律师类比的例子使人联想起一个语境，其中最重要的是说服力，而且自我中心偏见的意义也显而易见：当捍卫某个观点时，有自我中心偏见是好事。[51]它是特点，而不是错误。这符合互动理论的预言。如果在制造理由时，推理的功能是为自身行动辩护或说服他人，那么这项推理应该存在自我中心偏见。

做自己的律师

如果自我中心偏见在理性中根深蒂固，那么为何西塞罗要提醒我们要有自我中心偏见呢？虽然“理性是律师”的类比清晰易懂，与更经典的类比（把理性类比为科学家）相对照后更是如此，但是我们却不能对这一类比进行更深层次的阐述。譬如，与经典的推理者不同，律师通常要为其本人并不认可的立场辩护。他们的“立场”就是雇用其来辩护的委托人的立场。我们很难找到论据支撑自己并不赞成的立场，或自己反对的立场。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学习技巧并加强训练。我们可以成为律师，但前提是我们是在捍卫自己认可的信念及决定。

我们不能对律师类比进行更深层次的阐述，因为还存在其他理由。律师在准备辩词时，除了理性，许多其他的认知机制也在发挥作用。当他们有意压制对其委托人不利的论据，或利用这种论据来推测对方后面的辩词时，除了依靠普通推理，还依靠策略规划。在陈述的理由中表现这种事先预演的一致性，推理新手还做不到这一点。此外，作为律师，无论如何都要一心一意为自己的委托人辩护。然而，普通推理者虽然有自我中心偏见，但当其发现或偶然碰到反对自己观点的论据时，若认真对待这些反对论据，甚至为此改变自己的看法，可能对其而言最有利。

最重要的是，我们只有在拿出论据时才会用到律师的类比。在法庭审判中，每个当事人都是一个认真设定过的角色。稍微简化一下，就是让律师拿出论据，让法官和陪审团评估这些论据。要评估论据，法官和陪审团也要依靠理性，但他们与律师不同，不应该存有偏见。在第十二章中，我们会看到怎样评估论据才符合理想化的公正法官形象。

在对抗性审判中，敌对双方被困在零和博弈里：一方赢，另一方就得输。虽然零和博弈强调了自我中心偏见的实用性，但也会不必要地与竞争环境联系起来。事实上，即使人们在寻找好的解决方案时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并因此参与到了正和博弈中，拥有自我中心偏见仍会是持续进行博弈的最好方式。

假设两个工程师必须要想出一座桥的最佳设计方案。无论最终选择谁的设计方案，他们都会一起监督施工，因为其目的只是把桥建好。艾拉（Ella）想建吊桥，迪克（Dick）想建悬臂桥。要解决这个矛盾，他俩需要认真考量对这两种方案正反两方面的观点，然后衡量两个方案的可行性，最后给出评分。接下来他们只需要计算出平均分就可以，不需要进行论述，但需要做大量研究工作。

他俩可以交替为各自的方案进行案例分析。艾拉收集赞成建吊桥、反对建悬臂桥的观点，迪克收集赞成建悬臂桥、反对建吊桥的观点。接着他俩基于对双方论据的聆听与评估，再商榷哪个方案更好。这一例子表明，与自己找寻论据相比，评估他人提供的论据会更容易，因为这样做既减少了我们的工作量，又能让我们获得同样的结果。艾拉和迪克两人只需分别找到一半论据即可，然后再仔细审查每个方案正反两方面的观点。

自我中心偏见没有把论证变成纯竞争性尝试。论证是一种沟通形式，且通常协同进行。自我中心偏见最好是成为分配认知劳动力的方式。在第十二章中，我们会看到，有一个类似的驱动力在发挥作用，其所用方式与理性评估论据的方式相同，但与找寻论据的方式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