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第十二章

质量控制：如何评估论据

在第十一章中，我们看到，西塞罗的建议是彻底倒向一边，由此看来，他不过是个“大男孩”，这样的建议“粗略且不完整”。多年以后，他作为罗马演说家，“已从众多他为之申辩的案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因此，其看法发生了很大改变。

一个人若能效仿亚里士多德，对各领域问题都能发表看法，而且兼顾到问题的两面，另外还从亚里士多德的训令中学会就任何话题发表两场自相矛盾的演说……同时运用修辞技巧，并在演讲中反复练习，做到这些，他就会成为真挚诚恳、完美无瑕、独一无二的演说家。[2]

他作为久经参议院辩论场的老手，轻而易举便能堆砌论据来支撑一方立场。演说家要做出漂亮的陈述，必须结合修辞技巧与预测能力，并考虑到可能出现的反对论据。尽管演说者仍然只会陈述支撑自身立场的论据，但还是应该机灵点，不能被自我中心偏见蒙蔽。

我们认为，若发言者是为自身观点及行为辩护，或为说服他人，自我中心偏见便合乎情理。但若理性允许我们去找寻反对自身立场的论据（哪怕只是为了辩驳这些论据），我们不是能拿出更合理的理由、形成更坚定的信念吗？身经百战的演说家会花时间打磨其论据的内容、风格和呈现形式。无论是西塞罗、昆体良（Quintilian），还是当代的演讲稿撰写者、公关专家，都耗费了大量精力来设计有说服力的论据。若真如我们声称的那样，推理进化是为了改变他人看法，它不是应该去找寻这种精心设计的论据吗？

下面便是我们的互动理论面临的潜在问题：大量的证据、对互联网评论的基本了解表明，人们远非西塞罗般的人。在第十一章中，我们看到了迪安娜·库恩的论证研究，其研究表明大多数人找寻反对论据时都有困难。这一研究还表明，人们找寻的支撑自身立场的论据通常也相当无力。当实验人员问参与者如何看待学生学业不及格时，该参与者回答，营养不良是主要原因。以下是两人谈话的一段摘录。

实验人员：若你要试图说服他人相信你的观点正确，会拿出什么证据来证明呢？

参与者：学生在学校获得的分数。通过他们在学校获得的分数来证明……

实验人员：这会证明什么呢？

参与者：证明他们的身体里缺少某种营养。孩子学业不及格是因为他们身体里缺少某种营养。[3]

正如库恩指出的那样，这位参与者“清楚地认为，学生学业不及格，这个现象的存在本身就可以作为充足的证据，而这也就是该参与者提出的理由”。[4]其他参与者也给出了解释，但也只是其看法的重述而已。大多数参与者都想不出证明其观点的证据。库恩对未受训参与者的辩论技巧评价极低，其他杰出的心理学家也赞同其观点，如理查德·尼斯贝特和李·罗斯（Lee Ross）指出，人们碰巧想到一个理由后通常就止步不前了，满足于现状。[5]另外，大卫·珀金斯（David Perkins）还断言，许多论据只有“肤浅的意义”。[6]

显而易见，我们推理时并不总能注意到有说服力的决定性论据：寻找合适的理由成本很高且很费时。应在理由的品质与找寻它们所耗费的心力之间求得平衡。但是，这些心理学家声称，我们不应该找寻虽不完美但十分合适的理由，而应该找寻十分肤浅且无力的理由。

这是唯理智理论面临的又一个问题。若理性的功能是改善孤独推理者的信念及决定，那么它最好给出合理的理由。事实上，人们为自身理由设下的标准相当宽松。因此，人们通常很容易找到理由来支撑自身直觉（自我中心偏见），但是不能确信其找寻理由的合理性。理性总体而言还是没能纠正错误的直觉，这一点没什么可惊讶的。

若理性旨在改变他人想法，又如何呢？如果人们表现得像律师那样，花费时间和精力来预测可能出现的反对论据，并找到更好的论据来反驳，这样不是更有说服力吗？理性通过进化，不仅可以用在法庭上，还可以用在非正式语境中。这样不仅大大降低了日常讨论以失败告终的风险，其讨论进程也会有很大不同。讨论是互动性的：不同于长篇大论且精心设计的辩词，人们在讨论中所交换的论据通常都短小精悍。这种你来我往的讨论促使人们形成合理的论断，还不用费多大气力。

互动性论证更容易

社会语言学家强调对话双方如何互帮互助以实现有效的沟通，如给发言者不断提供反馈：“嗯嗯”“是的”、点头等。人类学家、语言学家史蒂文·莱文森（Steven Levinson）沿用这一传统，主张人类天生就有“互动引擎”。[7]我们的交际能力可以适应交际语境，从而自然地发挥功能。例如，当我们想要指代某人时，通常面临各种各样的选择，如“凯瑟琳·特克女士”（Ms.Catherine Turk）、“特克女士”（Ms.Turk）、“凯特”（Kate）、“审计部门主管”等。在给定的语境中，排除其他因素，选择哪一个称呼最合适还取决于对话双方对这个人的熟悉程度。幸好，若称呼用错，很容易就能予以更正。[8]

迈克尔（Michael）：我午饭是和凯特一起吃的。

罗博：谁？

迈克尔：凯特·特克。

罗博：我刚到这儿，我不认识她。

迈克尔：抱歉。她是审计部门的主管。

罗博：啊，原来如此。

迈克尔刚开始用了在美国最稀松平常的称呼方式，即用“名”来称呼熟人。罗博的反应促使他更正自己的表述，来确保有效沟通。

要是不利用互动搭档的反馈，需要思考良久才能决定哪个形式最合适。

迈克尔思考的是：这里每个人都认识凯特。但是罗博刚来。不过，凯特总是努力向每个新员工做自我介绍。罗博是两天前来的，所以他应该认识凯特。但我前两天都没看见凯特，所以她或许生病了，没有来。我最好详细介绍一下她，以防万一。

人们先采用看似最合适的称呼，然后若有必要，便根据反馈进行更正，这种做法是最省时省力的解决方案。沟通者认为，使用人们可以理解的最精简称呼形式，即“懒惰之举”，有时也是明智之选。[9]至少有两个理由可以解释为何对话方的反馈有用。其一，对话方的理解才是最重要的，让他说出他是否已理解很容易。其二，对话方不仅可以表明自己没有领会说话者的意思，还能积极地引导说话者，正如罗博告诉迈克尔他为何不认识凯特一样。

推理者也面临类似的挑战，即要找出传达信息的最好方式。同样，经过精心推测，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找到最合适的论据。这一策略是时间和精力密集型的，但并非万无一失，下面的交谈会进行阐明。

夏洛克·福尔摩斯在咖啡店遇到好友华生。

福尔摩斯：亲爱的华生，你有那么迷人的女伴在场，我没敢打扰！我已经观察你俩好久了，我强烈建议你再约一下这位女士！她跟你非常般配。虽然她比你年龄小，但也差得不多。我知道，你喜欢深褐色头发的女人，而她是金发，但无疑应该忽视这一差异。我还观察到，你们在谈及私事时，没有任何亲密的肢体接触，但我相信，你们很快就会有的。华生，我敢保证，这个女人最适合你！

华生：她是我妹妹。

无疑，柯南·道尔（Conan Doyle）总能操控情境，这样的话，他笔下的福尔摩斯就不会犯这种失言错误。福尔摩斯这个虚构人物，说他像个小男孩更现实，因为他没猜到华生迷人的女伴竟是他妹妹。如果他在惊呼“你女伴真迷人！”后停顿一下，华生就会告诉他这是他妹妹，这样的话，也能避免进一步的尴尬。

即便是在形式简单的论证中，反馈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拿下面这段司空见惯的对话举个例子。

伊莲娜（Hélène）：我们应该去伊佐美（Isami）吃饭。这个餐厅不错。

马乔里（Marjorie）：我不知道该去哪儿。我上周去过日本餐厅了。

伊莲娜：但这个十分新颖。

伊佐美新颖独特、价格实惠、鱼片肉质鲜美、座无虚席，综合这些因素，会是个好去处，但是伊莲娜一开始并没有将这些理由全部列出来。相反，她只给出了一般的概括性评价：“这个餐厅不错。”这个论据并没有说服马乔里，但她没有简单回复“不去”，而是给出了自己的理由：“我上周去过日本餐厅了。”多亏了马乔里的反馈，伊莲娜才得以调整其下一个论据，指出伊佐美的品质，因为这样最有可能改变马乔里的想法。换个语境，对话会变成以下这样。

伊莲娜：我们应该去伊佐美吃饭。这个餐厅不错。

马乔里：我不知道去哪儿。我现在没有太多钱，日本餐厅很贵。

伊莲娜：但这个餐厅很实惠。

虽然伊莲娜一开始可以给出许多论据，但只有一部分更能说服马乔里。伊莲娜本可以尝试预测哪个论据说服力最强，但那样做会花些工夫。而且鉴于她可以利用所有相关信息，譬如马乔里上周去日本餐厅吃过饭，又譬如她囊中羞涩，所以她不大可能对多个论据的说服力进行预测。

不可否认，当机立断有时至关重要。当法国启蒙运动领袖伏尔泰（Voltaire）要被英国暴民处以私刑时，他必须立即说服这些人相信他真的是一个亲英者才能自救（显然他做到了）。幸好，只有极少数论述会这般紧急。大多数论述都是，该谁洗碗、是否应邀请琼斯（Jones）一家来参加晚宴，或电影院当前上映的哪部电影最好看。就算在平淡无奇的探讨中没能迅速占上风，也几乎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即便赌注更高时，如顾客是否要买车、警察是否要接受你的陈述、你们一家是搬到新加坡还是待在中国香港，对这些问题，没能用第一个理由说服对方一般也不要紧，还有更多理由可以尝试。

倘若拿出一连串无力理由的代价是让说话者看起来愚笨不堪，那么，即便推理者比较随性，在给出理由时，也应该适当提高质量。不过，显而易见，我们的互动理论并不认为人类天生就应该是西塞罗般的人，能像他一样编织复杂的论据，能自发地设想可能会遭到的反驳。理性应该充分利用对话的互动性质，利用对话方的反馈来完善正当理由及论据。

完善理由

先前的实验并不是在典型的对话语境下开展的，这就促使心理学家公开谴责参与者提出的理由质量低下。若普通的对话方没有被说话者的理由说服，就会给出反对论据，从而促使说话者拿出更有力的理由。与此同时，实验人员会保持中立，会促使参与者给出更多论据，却不会反驳。如果理性通过进化，会在互动中发挥其功能，则只有在出现了同样强有力的反驳时，强有力的论据才会出现。为评估人们在真正的辩论环境中构造论据的能力，劳伦·雷斯尼克（Lauren Resnick）及其同事让学生分小组讨论有争议性的话题。参与者每分钟都会沟通好几个论据，提出新观点以供讨论，然后评论各自的建议及论据。在这样你来我往的讨论中，参与者表现得都很好，“推理的一致性也让研究员印象深刻。参与者……似乎在构造复杂的论据并破坏对方的论证结构。人们似乎能识别这些结构并有效抨击个人成分及整个论据”。[10]迪安娜·库恩和其同事在更为量化的研究中得出了类似的结论，[11]他们发现：当学生之间就死刑问题进行一场辩论后，便能拿出有力得多的论据。他们阐明了前提与结论之间的联系，补充证据支撑自身看法，并依赖多种论据类型。

在第十一章末，我们看到，每个个体都能找到支撑自己立场的论据并对支撑对方立场的论据进行评估，从而促使自我中心偏见成为分配认知劳动力的有效方式。我们刚描述的这个过程是认知劳动力的又一种巧妙分配。参与者没有搜寻代价高且可能无望的决定性论据，而是依靠对话方的反馈，针对具体的反对意见，对自己的论据进行调整。

谬论？什么谬论？

人们对自己的理由实行低质量控制，轻易就满足于相对无力的正当理由及论据。从互动论视角来看，鉴于理性通过进化以在互动语境下运作，人们的表现便很容易解释了。正如预料的那样，与独自推理相比，在对话性互动中，人们给出的论据更合理、更尖锐。

对他人理由的质量控制又如何呢？互动理论做出了非常不同的预测。如果你在评估自己的理由时松懈了，那么在评估他人理由时就会有更高要求。不然的话，我们就会把最愚蠢的借口当作合理的辩护，还会把最明显的谬论当作合理的论据。我们很容易就会被操控。普遍观念认为，人们很容易被诡辩所骗，而这一预测则与之相悖。普遍观念是错误的，部分原因是它依赖评估论据的错误标准。实验数据表明，若所用标准更合乎情理，人们往往会在应该认可时去认可所给理由，仅仅是在应该这样做时。

不论是诉诸公众（ad populum）的谬论，还是诉诸人身攻击（ad hominem）的谬论，辨别论据好坏的普遍性标准都在于这些论据能否被归为非形式谬论。关于这些谬论的清单在古典时期就已经列出来了，如今在网络上也很容易就能找到。问题是，对于该清单中的几乎所有谬论类型，都能找到反例，且都是符合标准的论据形式，虽然宣称这些反例靠不住，但在现实生活中都是可接受的、合乎情理的论据，连理性的受众都可以被说服。[12]

下面是诉诸伪善（tu quoque，拉丁语，用作反驳）形式的谬论。

耀西（Yoshi）：既然你要开车，就不应该喝酒！

真希子（Makiko）：一个月前你难道没有因酒驾被抓？

真希子反对耀西建议所给的理由只是荒谬的论据。毕竟，耀西没能遵循自己所给建议不能代表其建议是错误的。另外，如果你怀疑说话者不遵循自身建议是有合理的理由的，那么诉诸伪善形式的论据会变得非常合情合理。

耀西：你不应该吃伊莲娜婶婶买给我们的这些巧克力，它们不太好吃！

真希子：这一盒所剩无几了，难道不是你吃的吗？

在这种情况下，真希子的异议是对耀西建议可信度的合理质疑。

下面是诉诸无知（ad ignorantiam）形式的谬论（认为某断言正确就因为没人认为它是错的）。

警察：我敢肯定石井（Ishii）是间谍。我找不到证据证明他不是间谍。

人们普遍认为，警察给出的论据是荒谬的，因为不知道某命题有误一般不能作为说明该命题正确的合理论据。但是，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论据确实非常合理。

警察：我敢肯定石井是遵纪守法的好市民。我找不到证据证明他不是。

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例子，说明的都是同一种情况：除去少许例外情况，诉诸伪善形式的谬论通常都是荒谬的，诉诸无知形式的谬论亦是如此。实际上，并非所有谬论都是荒谬的，还是有少许不荒谬的谬论。若对谬论进行更加准确的界定，人们通常会含蓄地承认这一点。诉诸伪善形式的谬论是对“对话方没有坚持自身看法”这个事实的不合理利用，诉诸无知形式的谬论是对“无人知晓经检验的主张有误”这个事实的不合理利用，等等。

这种定义谬论的方式让我们可以捏造出各种新类型：珠穆朗玛峰谬论（在论据中不合理地与珠穆朗玛峰形成对照）、鸡汤谬论（在论据中不合理地利用有关鸡汤的事实）等。要知道，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还捏造了希特勒归谬法（reductio ad Hitlerum）谬论，表现为在反对某观点时将之不合理地比拟为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会持有的观点。与荒谬地参照珠穆朗玛峰相比，荒谬地参照希特勒要频繁得多，所以为何不享受给这种参照贴上专用名标签的乐趣呢？

心理学家乌尔丽克·哈恩（Ulrike Hahn）、麦克·奥克斯福德（Mike Oaksford）及其同事抨击了标准非形式谬论的观点。[13]他们详述了某些变量，此举应该会使某些论据相比其他论据更有说服力。譬如，在诉诸无知谬论中，主变量之一便是：若要找寻正面证据，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间谍案例中给出的论据很无力，因为即便是警察，也很难找到证据证明某人不是间谍，如果间谍那么容易被识别，他们就不会潜伏那么久了。与之相比，警察要找寻证据证明某人是不良青少年，若事实真的如此，证据很容易就能找到，若没能找到，那便证明这个人不是不良青少年。此外，幸运的是，间谍比良好市民更为罕见，这便进一步削弱了间谍案例中论据的可信度。

哈恩和奥克斯福德并不只是纸上谈兵，他们还通过操纵相关变量、让人评估给出的论据检验了他们的假设。通过观察大量实例，他们发现人们用理性的方式评估论据，不会轻易受到真正荒谬的论据之害。

譬如，下面是他们让参与者评估的其中一个诉诸无知形式的论据：

这个药物很可能并没有副作用，因为五项严格控制的、大规模的临床试验都没能发现其有任何副作用。

人们看到这个论据时，认为十分有说服力。若论据发生变化，则参与者的反应也会相应地改变。譬如，若只有两个试验没有揭示任何副作用，参与者就会有所动摇。不管论据类型如何，都能得到相似的结果。总之，有证据表明，若他人给出的论据是真的荒谬，人们则相当擅长否决它们。[14]

把自己的理由当作他人的理由进行评估

我们回顾的这些实验表明，人们拿出自己的理由与评估他人的理由的态度之间存在不对称性，他们对自己的理由的质量控制相对宽松，而对他人理由的质量控制则要严格得多。在伊曼纽尔·特鲁奇（Emmanuel Trouche）、彼得·约翰逊（Petter Johansson）和拉斯·霍尔（Lars Hall）的协助下，雨果开展了一项棘手的实验，旨在使这种不对称性尽可能明显。这就需要人们把自身论据当作他人论据进行评估。[15]

在该实验的第一阶段，参与者解决了五个与果蔬店售卖果蔬相关的简单推理问题。譬如，他们可能听说，果蔬店里的“苹果都不是有机的”。根据这个信息，他们必须尽快得出直觉结论，在“有些水果不是有机的”和“我们不敢肯定这个果蔬店里的水果是否有机”等推论中做出选择。譬如，叫拉万（Rawan）的参与者就选择相信“有些水果不是有机的”这个推论。

在实验的第二阶段，实验人员要求参与者给出支撑其五个直觉回答的理由，这五个直觉回答是在实验第一阶段做出的。给出理由后，只要他们愿意，还可以修改起初的答案。鉴于对理由制造已经有所了解，我们此刻不应抱有太多期待。此外，大多数参与者给出支撑自身直觉的理由时竟没有仔细检查其合理性，也没有修改起初的选择。最终只有14%的参与者改变了看法，改变的结果可能更好，也可能更糟。拉万就是没有改变看法的参与者之一。关于有机水果问题，拉万给出了以下理由来支撑自己的答案：“因为苹果都不是有机的，苹果是一种水果，所以我们可以推断，果蔬店里有些水果不是有机的。”

在实验的第三阶段，实验人员给每个参与者提了五个同样的问题，并提醒他们之前给出的答案是什么。接着，实验人员告诉他们，昨天有个参与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并给他们看这个参与者的答案和论据。基于这一论据，他们可以改变自身看法，认可该参与者的答案，也可以坚持起初的答案。

我们利用其中某个问题“捉弄”了参与者，告诉他们现在与原先的答案不一样。譬如，我们告诉拉万，她之前的答案是“我们不敢肯定这个果蔬店里的水果是否有机”。此外，我们还告诉她其他人的选择是“有些水果不是有机的”这个推论，理由是“因为苹果都不是有机的，苹果是一种水果，所以我们可以推断，果蔬店里有些水果不是有机的”（其实这就是拉万本人的选择和论据）。

我们希望用这个完美的圈套来检验理由制造与理由评估之间存在的这种不对称性：实验人员要求参与者评估某个论据，这一论据是参与者几分钟前给出的，而其本人却没有意识到。这一方法果真有效。包括拉万在内的约半数参与者都没有注意到，他们被骗了，把自己的理由当作了别人的。

我们成功地误导了这些参与者，他们最起码应该会认同自己前一刻给出的论据吧？当然不会。即便他们认为自己的论据足够充分，但当他们误以为这是他人的论据时，会用更加批判性的态度看待它，而且大多数时候都认为该论据不够充分。令人欣慰的是，与自己的合理理由相比，自己的不合理理由更可能遭到参与者的否决。拉万起初便给出了合理的理由，当她误以为这一理由是别人给出的时，还是同样认为其具备说服力。

认可合理的论据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着重指出了理由评估的一个重要特点：在否决没有说服力的理由时，要足够严苛。但是在认可合理的理由时，严苛也很重要。在第十章中，我们主张，推理对沟通者及受众都有作用。若沟通者想仅凭自己的威信做出受众不可能认可的断言，推理则产生受众会评估并认可的论据，接着促使受众认可该断言。对受众而言，推理是认知警觉工具。受众通过推理来评估沟通者给出的论据，若该断言的论据不充分的话，则拒绝接受该断言；若该断言的论据很充分的话，则认可该断言。当然，认知警觉不仅让人拒绝接受可疑信息，还让人获得有用信息。因此，若他人给出的理由足够充分，则我们要适时改变自身看法。

为检验这一预测，在伊曼纽尔·特鲁奇和邵荆（Jing Shao）的协助下，我们用下面这个问题——被称为“保罗（Paul）和琳达（Linda）”问题——开展了一系列实验。[16]

保罗暧昧地看着琳达，琳达也暧昧地看着约翰。保罗已婚，但是约翰未婚。现在的问题是：一个已婚人士正暧昧地看着一个未婚人士吗？

回答有三种，分别为“是”“不是”“不确定”。好好想想这个问题，真的很有意思。

大多数参与者回答“不确定”，认为要给出确切的答案必须要知道琳达是否已婚。但是细想一下下面这个论据。

琳达要么已婚，要么未婚。如果她已婚，那么她正暧昧地看着约翰这个未婚人士，所以应回答“是”。如果她未婚，那么保罗这个已婚人士正暧昧地看着她，所以还应回答“是”。因此，无论是哪种情况，琳达已婚还是未婚，回答总是“是”。

若你与我们的参与者（网上招募的美国人和中国人）无论在哪方面都相像，则很可能会认可这一论据。当参与者看到该论据时，半数以上的人立即改变了看法。相比之下，若你独自弄清楚了该问题，还听说“答案是‘不确定’，因为我们不知道琳达是否已婚”，则绝不会改变自己的看法。人们评估此类论据的方式十分稳健。

当我们给参与者看支撑正确答案的论据时，没有告诉他们这是我们（作为实验人员）给出的论据，而是告诉他们这是先前实验中别的参与者给出的。所以，他们没有理由不相信自己，而选择去相信他人。我们还添油加醋地对某些参与者说，给出这个论据的个体真的不擅长解答该类任务。此外，我们告诉其他参与者，若他们回答错了，给出这个论据的个体就会拿到一笔钱。因此，参与者对他人给出的论据抱有期待，尽管他们觉得这个人要么太蠢，要么存心欺骗他们。结果，当参与者看到这个论据时，大多数人都接受了。虽然参与者的确说过丝毫不相信给出该论据的人，但是这种信任匮乏对其认可该论据几乎没有影响。

我们也让某些参与者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并佐证其答案。少数参与者能彻底搞清楚该问题。大多数参与者还是理解错了，他们觉得自己认真思考过了，所以给出的答案不会有问题，但其实是有问题的。大多数参与者说，他们“极其自信”，甚至说“没有比这更自信的事了”。但见到上面这个论据时，尽管他们很自信，还是会改变自己的看法，而且与心存疑虑的参与者相比，他们改变自己的看法的可能性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便他们本可以郑重声明该推论有误，但当他们看到这个论据时，还是受到了影响。

理性两面论

在本章及第十一章中，我们研究了推理制造论据及评估他人论据的方式。在表12.1中我们对此进行了归纳总结。

表中的“理由制造”一行对唯理智理论真的不利。若人们独自推理，主要会拿出支撑自己决定或预想的理由，还不用费事去证实其说服力。在第十三章中，我们会看到，这是应对祸患的秘诀：单独运用理性不仅不可能纠正错误直觉，甚至还会使事情变得更糟。

事实是，人们擅于评估他人的理由，这对唯理智理论形成了致命一击。这意味着，人们能进行客观推理，从而拒绝无力论据、接受有力论据，也意味着，他们在制造理由时并没有用到这些技巧。显而易见，理由制造的缺陷不是认知失灵，而是认知特点。

表12.1符合唯理智理论的预测。如该理论预测的那样，人们制造理由：找寻理由支撑自己的立场（若其目标是改变他人看法，则此举适宜），从容易找到的理由入手，而不是起初就给出最有力的理由，这样就充分利用了对话环境下的反馈。人们也按照预想去评估他人理由，拒绝无力的理由，认可足够有力的理由，即便要修改自己强有力的信念，抑或倾听不值得信赖的沟通者。

表12.1 理性两面论

若我们从互动论视角看问题，在论据制造过程中通常被视为瑕疵的特点，便成了分配认知劳动力的巧妙方式。推理过程中最困难的任务是找寻合理的理由，而自我中心偏见和适当的懒惰却使这一任务变得容易得多。自我中心偏见促使推理者只关注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不必独自弄清楚要怎样采纳每个人的看法。一旦理性找到了合适的理由，就会受到懒惰心理的影响，进而停止找寻更合适的理由。若对话方没有被说服，就会去找寻反对论据，进而促使发言者制造更多有说服力的理由。理由沟通借助偏见和懒惰的优势，提供了巧妙且高效的解决分歧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