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第十三章

理性之阴暗面

柯南·道尔的小说《巴斯克维尔的猎犬》（The Hound of the Baskervilles）开篇是莫蒂默博士（Dr. Mortimer）想雇用夏洛克·福尔摩斯为他工作：

“我是来找你的，福尔摩斯先生。因为……我突然遇到了一个非常严重、非常离奇的问题。我认为——嗯，一直这么认为——你的破案能力在欧洲可排第二……”

“确有其事，先生！我能问一下是谁荣为第一吗？”福尔摩斯带着一丝严厉的口气问道。

“是个叫贝迪永（Bertillon）的人，他有精准的科学头脑，他破的案子总是十分引人入胜。”

“那么你去找他不是更好吗？”[1]

这个贝迪永先生是谁呢？是个比福尔摩斯更厉害的神探吗？阿方斯·贝迪永是19世纪末最受尊敬的警察，还是世界上最擅长司法鉴定的科学家。他基于人体测量学，发明了一套记录罪犯身份的科学方案，这一方案能精准测量罪犯的各种特点，从左脚的大小到右耳的长度。[2]这一体系中最著名的要素是入案照片，是拍摄被捕嫌疑犯的标准化方式，沿用至今。

鉴于贝迪永在摄影这一新领域的专长，早在1884年10月，法国军方调查员就向他发出了邀请，任务就是给某极其敏感的文件拍摄一连串的照片，该文件是一封信函，被称为“清单”（bordereau），写信的人是一名德国间谍，在法国做军官。贝迪永同意帮忙。而几年后，这张小纸片让他变成了法国最荒唐可笑的人。

10月13日，贝迪永又被派去执行一项任务，这项任务超出了其专业知识领域。为了确定清单的作者，他必须判断出另一封信的字迹是否与清单的字迹匹配。几小时后，贝迪永推断，两封信很可能是同一个人写的。然而，对领导这次审讯的亨利（Henry）中校和迪帕蒂·德克拉姆（du Paty de Clam）中校来说，证据不够确凿。他们想要一纸证据确凿的起诉状。他们两天后再次拜访了贝迪永，并给了他更多信息：他们有证据证明艾伯特·德雷福斯（Albert Dreyfus）上尉就是将法国机密泄露给德国人的间谍。他们需要一锤定音：证明清单上就是他的字迹。其实亨利和德克拉姆并没有别的证据，但是贝迪永不知道这回事，他带着反犹太主义的额外自信，带着认定犹太人德雷福斯有罪的前提，高兴地开始工作。

贝迪永为证明是德雷福斯写了清单，一刻不停地在思索着清单。他要研究清单和有德雷福斯字迹的样本，这两样东西存在相似性，但也有不同之处。这些不同之处足以让真正的专家推断出这两封信不是同一人所写。而贝迪永却“技高一筹”。他只要想象德雷福斯实施了如何高明的骗术，便可以通过这种对犯罪心理的品鉴来证明德雷福斯作为叛国者的罪行。

贝迪永纳闷：什么样的间谍会亲手写这种见不得人的信息？（其实真正的间谍会这样做，只是无人知晓而已。）贝迪永想到，德雷福斯既是间谍，还是犹太人，而犹太人那么精明，怎么会犯这么荒唐的错误。其字迹一定有所伪装。这就解释了为何德雷福斯正常的字迹与清单的字迹有所不同。

但现在贝迪永又遇到了另一个问题：如何解释相似之处呢？他这么精明，为何不干脆使用一种完全不同的字迹呢？在探究这一问题时，他想到了其代表作，也是其体系的基石：自我伪造理论。

想象一下，精明的间谍会怎么做，贝迪永认识到，只有当可能涉案的文件在不会涉案的地点被找到时，变换字迹才有用。之后，德雷福斯就能利用这种差异声称他不是写清单的人。不过，若这封信在德雷福斯的身上或办公室里被找到，他就不能简单地声称不是他的了，作为骗人的高手，他会说自己被陷害了，是有人栽赃。但若有人试图栽赃德雷福斯，很显然会认真仿造其字迹。因此，德雷福斯开始模仿自己的字迹，即自我伪造。该事件发生时，芝加哥律师弗兰克·布莱尔（Frank Blair）撰文，嘲讽性地总结了贝迪永的推理：

简而言之，尽管贝迪永承认德雷福斯本人的字迹和清单的字迹存在不同之处，他却认为，这是德雷福斯上尉精心为之，以洗脱自身嫌疑；尽管在适当的情况下，字迹的绝对相似性反而使他能够声称这是对他本人字迹的模仿，进而断言是别人写的。[3]

若德雷福斯本人的字迹与清单的字迹相像，则有罪；若不像，也有罪。虽然推理存在明显瑕疵，但这并没有阻碍贝迪永，他在结论中声明：“我得到了一组观察结果，还做了一些注解，详尽地容纳了所有事实，堪称完美，结论的可靠性毋庸置疑。”[4]因为有了贝迪永提供的“证据”，德雷福斯被捕了，接受了审讯，最终被革职并判处终身驱逐出境，被困在一个小岛的小囚室里，与法国相距甚远。

一年后，乔治斯·皮卡特（Georges Picquart）中校接管陆军情报机构。翻阅与德雷福斯的案子相关的档案，皮卡特找到了确凿的证据，证明真正的罪犯其实是军官斐迪南·华新·埃斯特哈奇（Ferdinand Walsin Esterházy）。他的字迹与清单的字迹完美契合。若贝迪永看到这一证据，也不得不承认埃斯特哈齐的字迹与清单的字迹有惊人的相似。但是贝迪永从来不愁找不到理由支撑自己的观点，他声称，“犹太人一年来一直在训练人来模仿该字迹”，大概是想找一个替罪羊。[5]不仅是贝迪永，军队的高官也同样无动于衷。因为他们已经找到了罪犯，若罪犯另有其人的话，他们又得重新写报告，对他们而言只是添堵而已。基于皮卡特的发现，埃斯特哈齐被传唤受审。但在上将的庇护下，这个嫌疑犯被证清白，德雷福斯虽无辜但还是维持原判，结果是皮卡特遭到贬黜，德雷福斯仍被关在岛上。

这起案件引起了社会及政治上的大动荡，发起人是让·饶勒斯（Jean Jaurès）、利昂·布卢姆（Leon Blum）、乔治斯·克雷蒙梭（Georges Clemenceau）。最值得一提的是，小说家艾米尔·左拉（Emile Zola）撰写了题为《我控诉》（J'accuse）的公开信，以此给军队施压，让其重审案件。原判决于1899年宣布无效，同时，在雷恩（Rennes）开庭复审。贝迪永还是专家证人之一。但这次，任务的难度增加了，他必须要证明清单的作者不是草率的间谍埃斯特哈齐，不是他不加伪饰写下的便条，而是德雷福斯邪恶用心驱使下的精心设计之作。贝迪永能胜任这项任务。其证词密密麻麻地写满了50多页纸，还附加一些照片和证物，真是堪称其体系中的典范。

贝迪永考究清单中的每个词，权衡每个字母，拍下每个笔触，发现处处有迹可循。清单的第13行与第30行重叠，其中有3个字母是匹配的。[6]“利益”（intérêt）一词被取出来重写，两个版本首尾相接时，长12.5毫米，这正是军队地图的单位尺寸。[7]更证据确凿的是，这一单位尺寸的标准细分是1.25毫米，而这个词横看竖看都符合：以1.25毫米为计量单位，“t的长度横着是3；重音符的长度是1；长音符的宽度是1.5，最后一个t的高度是4，等等”。[8]这是巧合吗？不可能。清单一定是某个能工巧匠的杰作，用几个模板和军用直尺就创造了现代最复杂的伪造品之一。

这种考量毋庸置疑。在宣读了长达十个小时的法庭证词后，贝迪永给出了有力的推论：“一系列的观察与一致性形成了我毋庸置疑的证据，确凿的理论和实物证据都使我的断言更有说服力。像1894年时一样，我带着源自笃定信念的责任感，真心真意地认定清单是被告所为，并对上帝发誓，所言属实。我说完了。”[9]

我们很难知道全体审判人员对贝迪永这番证据的信任程度。不管怎样，法官还是再次宣判德雷福斯犯了叛国罪，尽管有“减轻处罚的情节”。这个荒谬的裁决反映了维持原判比厘清案件内在的是非曲直更重要，或者说根本就缺乏这种是非曲直。很明显，德雷福斯是无辜的，任何人都看得出来。与其等待一场可能永远不会发生的新审判，德雷福斯同意以接受有罪判决为代价，之后于1899年9月19日接受卢贝总统（President Loubet）的赦免。但他要最终官复原职、恢复之前的军衔，还得再等七年之久。

我们身上都有一个贝迪永

用推理来捍卫已形成的信念，贝迪永在这方面提供了一段引人入胜的故事。他似乎对自己的论据深信不疑。三位专家受指派对其体系进行评估，发现该系统“混乱不堪”且“完全没有科学价值”，令他们感到费解的是，“如此荒谬的逻辑究竟是如何形成那么大篇幅的阐述的”。[10]不过，他们也得出结论，“正是贝迪永揭开其体系奥秘时持有的天真憨厚之心，促使人们相信他确实是诚实无欺的”。[11]

贝迪永很容易让人当成疯子，与其同时代的许多人也确实这么认为。但是那样想就忽视了他在其他方面的辉煌成就，抹灭了其发迹于寒微、才思敏捷地擒拿罪犯的经历，这些，一个疯子不太可能做到。为了避免自命不凡的观点，我们还在实验室里再现了贝迪永思维模式的每个环节，展现了怎样的推理会把人引向不归路。幸好，实验只是在较小范围内重现了贝迪永的心理活动过程。这些实验明明白白地指出，推理才是罪魁祸首。

当贝迪永提到自己考虑到了所有的事实，而且详尽程度简直完美时，明显过分自信了。根据唯理智理论，推理应该要使我们怀疑自己的信念，特别是当支撑自己的信念的依据站不住脚时，就像贝迪永遇到的那样。为何推理反而会导致过分自信呢？

亚瑟·科瑞特（Asher Koriat）30多年前就给出了答案。[12]在其某一项实验中，他让参与者回答常识性问题，如“科西嘉岛是法国的领地还是意大利的？”，由此详细说明这些参与者的自信程度。事实证明，他们都过分自信。就是说，当他们认为自己通常能答对80%时，其实只能答对60%。实验人员对某些参与者没有给出特别指示，而对另一些参与者则不同，他们让这些人给出支撑其答案的理由。这并不会影响自信，因为参与者一直都在那样做，即堆积支撑其起初直觉的理由。这就是他们过分自信的原因。而且，他们不像完全想不出理由来说明为何自己会犯错，若实验人员要求他们给出理由时，他们会应允，不会去推托，但给出理由时明显没有那么自信了。鉴于有自我中心偏见，他们没能自然而然地进行这种更客观的推理。贝迪永的第一份陈述并非完全确定，而从其15年后在雷恩的复审中所做的证词可以看出，他不仅更加自信，其信念也更加极端化了。在他眼中，德雷福斯变得愈加狡猾，且正筹划更大的阴谋，其证词更犀利，抨击力度大胜从前。15年之后，理性就将贝迪永推到了这种极端的地步，但其实，要察觉到极化的根源，所需时间要短得多。若参与者想某人想上几分钟，如果最初就喜欢这个人，他们最后会更喜欢他；但若他们最初不喜欢这个人，最后则会更讨厌这个人。[13]这段短暂的时间间隔让他们慢慢累积支撑并强化最初印象的理由。

起初，贝迪永证明德雷福斯有罪便是靠字迹间的相似性，这是他拿出的唯一证据。皮卡特后来给贝迪永看了埃斯特哈齐的字迹，这回才是完美契合，贝迪永本该立即改变看法的。但是当其最初印象遭遇皮卡特的干涉时，贝迪永用理由搭成了一个不易变形的脚手架。这个脚手架支撑着他最初的主张，而不顾反对其主张的明确证据，这一过程被称为“信念固着”。

李·罗斯实验小组于1975年对此进行了演示，这是最早进行的实验。[14]实验人员让参与者辨别自杀便条的真假，接着会告知其表现好坏。紧接着又给他们几分钟时间思考自身表现。在这段时间内，他们想出了许多理由，来解释为何实验人员给出的反馈意见有道理，如他们总是很敏感、他们认识抑郁的人等。最后，实验人员告诉他们，其实反馈意见完全是个骗局，与其实际表现没有一点儿关系。但是这一切说得太晚了。参与者已找出许多理由来支撑自己的信念，所以即便失去了起初的动力，其信念仍能自行站住脚。有些参与者收到了积极反馈，他们认为，与收到消极反馈的参与者相比，他们做得更好，即便之后被告知反馈意见只是伪造的，他们仍如此认为。

拙劣推理并非个案

贝迪永可悲的例子说明：“若始于错误，还不知过错，逻辑学家就会变成疯子。”[15]他一直在堆砌理由，用它们来支撑其最初的信念，即认为德雷福斯有罪，他明显缺乏自我批评，所以最终才得到不切实际的荒谬的结论。贝迪永的想象力似乎无穷无尽，但毕竟只是他一个人。想象一下，当人们群策群力，都来找寻理由支撑自己的信念时，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呢？

阴谋论通常都是从某些微不足道、将信将疑的事实开始发酵的，譬如，月球上没有风，为何照片中插在月球上的美国国旗在飘动？世贸中心大楼真如人们所说，在“9·11”事件中被炸得粉碎吗？这些问题提出后，有些人上了网，他们找到宣传册，找到志趣相投的人。很快，这种疑惑不断升级，人们各执一词，尖锐的问题演变成完完全全的瞎猜。他们认为，政府官员一定在撒谎。美国宇航局、美国中央情报局、美国联邦调查局、美国国家安全局这些政府机构一定牵涉其中。他们甚至还认为，该阴谋必定是全球性的，可能受到联合国的推动，也可能是彼尔德伯格集团（Bilderberg Group）一手策划的，甚至极有可能是“国际犹太人集团”所为，这个集团传承了贝迪永时期的反犹太主义阴谋论。[16]

尽管阴谋论甚嚣尘上是成百上千人推波助澜的结果，但是人数少不代表就不会被理性引入歧途。在20世纪60年代，耶鲁心理学家欧文·贾尼斯（Irving Janis）开始对此进行研究，目的在于搞清楚这些人何时会做出不明智的选择及其原因。1961年美国政府袭击古巴未遂，变成声名狼藉的猪湾侵袭，贾尼斯对此进行了认真分析，分析是什么导致这一致命的决定。他认为，群体思维才是罪魁祸首，群体成员没有批判意识，没能批判性地看待彼此的建议，也没有考虑备选项。[17]

心理学家在实验中不仅看到了缺乏异议所造成的问题，还收集到群体极化的证据。把一群人放到一起，让他们谈论所赞同之事，结果会增强某些人的信念。有种族偏见的人偏见会更强，主张人人平等的人平等意识会更强。[18]主战的鹰派（Hawks）将进一步增加对军队的支持，而主和的鸽派（Doves）则将进一步减少对军队的支持。[19]若你赞同某人所言，你不会认真考究他的论据，毕竟，你已经认同他的结论了，所以为何还要多此一举呢？若想法一致的人在一起辩论，他们会彼此给出支撑已持有之信念的新理由。就像孤独的推理者，志同道合的人也会受到信念极化、过分自信和信念固着的影响。[20]

进化论不在乎我们感觉有多好

推理可以让人变得稀奇古怪，就如贝迪永不断发展完善其体系，阴谋论者认为蜥蜴人将统治地球一样。我们不屑地将持有这种信念的人视为疯子或笨蛋，这再自然不过了，或者，用一种更礼貌的口吻——他们的认知受到了局限。

这一解释没有得到事实的支撑。因为贝迪永既不是疯子也不是笨蛋。要知道，极少数阴谋理论家会罹患精神病或有认知障碍。[21]此外，尽管我们不能怀疑有些人存在任何智力缺陷，他们似乎遭遇着同样的困境。莱纳斯·鲍林一开始只是把维生素C当作治疗普通感冒的药物，到最后才将之誉为万灵药。越南战争不断发酵，背后黑手都是些“智力超群、受过良好教育、消息灵通、经验丰富、爱国且得力”的领导人。[22]

这就对唯理智理论提出了疑问。唯理智理论认为，推理应让人改正错误直觉，可实际上推理不仅没有做到，还让人不论正确与否，都更坚定不移，让人没有合理的理由就敢坚持自己的信念。众多历史案例证明，这些不是经巧妙的实验被放大的小怪癖，而是会带来悲剧后果的真实现象。

有时，心理学家会利用认知性解释与动机性解释之间的区别。做错事或信念有误的人要么是因为错误认知，要么是因为受到了刺激才会误入歧途的。既然错误认知解释不了推理所产生的惊人结果，明智之举就是像基瓦·孔达在抵御动机性推理泛滥成灾时那样，提供动机描述。她认为，理性之所以把人引入歧途，是因为有“意愿、渴望或偏爱”的驱动，让人去持有注定要有的信念，不论其正确与否。[23]理由林林总总地摆在那儿，由不得人们不去相信，但大多数人竟选择自我麻痹，因为这让他们感觉良好。受到渴望的驱动，“与令人不快的观点和记忆相比，人们更愿意相信让人舒坦的观点和记忆”。[24]

就其极端而言，感觉良好的解释可以简单地认为，人们会接受任何使之感到愉悦的信念，这是“主观臆断”（wishful thinking）的极端形式。人们普遍使用“主观臆断”来描述某人持有某观点并不是因为有证据证明其正确，而是因为自我的渴望。而且，在普通的对话中，人们通常不只将“这是主观臆断”当作一种描述，还当作一种解释，譬如“为什么约翰认为自己很受欢迎？这只不过是他的主观臆断，他希望自己如此”。

从心理学视角来看，甚至更多的是从进化视角来看，主观臆断的想法有待解释，而不是作为一种解释。信念要指导行动，就应该先让我们对世界有个了解。若世界并非想象的那样，我们最好及时意识到，这种错位正好能让我们有所作为。有观点认为，事情之所以按人们希望的样子呈现，只是因为人们这样期望了，这种想法违背了信念的主要功能。

因此，孔达及其他动机推理专家的举动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他们指出，人们不会因为自认为恰当就去接受某观点。他们会去找寻理由，并确保能为之辩护，若没能找到正当理由，便会不惜摒弃其在意的观点。譬如，人们基本上都更愿意相信自己比一般人优秀，认为自己更聪明、更擅长社交、更明智等。不过，他们不会简单地认为自己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就因为这让他们欢喜若狂，而是有选择地自我拔高，当其在某种程度上能站得住脚时，才对自己给出过高的评价。

譬如，人们通常会觉得自己比一般人更聪明，这个观点比较容易辩护：他们可能擅长数学，善于营生，富有教养，长于社交，等等。相对而言，有的观点则不容易辩护，如不存在两种“守时”的方式。既然人们想不出自己如何才能比“一般守时”更守时，就只有摒弃该观点，对其他同样难以辩护的观点亦是如此。[25]

即便推理不是一厢情愿的想法，让我们感觉良好仍可以作为其功能。该假设首先指出推理经常会产生相反的影响。贝迪永可能会目空一切地自信，会迷失在这种喜悦当中，也可能因为德雷福斯诡计多端，因为出现的每个新证据而苦恼。记者乔纳森·凯（Jonathan Kay）在写作《真相持有者》（Among the Truthers）时，采访了许多阴谋论者，即不接受“9·11”事件的官方说法的人。他发现，人们由于“突然暴露于强大的、威胁世界的邪恶力量之下”，[26]起初是陷入极度痛苦，而后才慢慢缓解。如果推理的任务是让人感觉良好，那么它在这方面失败得很彻底。我们很容易找到其他例子，譬如，善妒的丈夫坚信妻子在骗他，悲观主义者不断找寻理由说明为何人类注定要自我毁灭，疑病症患者在自己身上找寻其他疾病的症状。[27]

令人感觉良好的解释不仅不符合事实，从进化论角度看也没有意义。它混淆了解释的两种层次，即最近似解释与最终解释。[28]最近似解释旨在查明某行为的心理学或神经病学原因。譬如，迈克尔口渴了，就喝了点水，他从喝水中获得的乐趣就是对喝水这一行为的最近似解释，就是说，他喝水是希望能感觉舒服。

相对而言，最终解释从进化论角度来解决问题。归根结底，感觉舒服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已。从进化论角度来看，享乐状态（诸如愉快、痛苦、幸福、绝望等）能刺激动物做出某些举动，而这些举动对其生存与繁殖都至关重要。喝完水后我们感觉身心愉悦，因为水是生存必不可少的。若触碰正在燃烧的圆木，我们会感觉灼热，因此缩回了手，以避免长时间的损伤。我们喜欢与朋友一起玩，因为对人类繁衍生息、不断进化而言，伴侣和盟友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样，若遭到朋友的抛弃，我们会很绝望。若某个个体觉得饮水很痛苦，觉得手被烘烤很享受，又或者他讨厌被人喜欢，酷爱被人厌恶，这样的人要繁衍生息就会很困难。所以，不论推理是否让人感觉舒服，都不是为了这个目的。

推理中的适应性滞后

我们运用互动理论，可以解释理性造成的各种认知扭曲，即过分自信、信念极化和信念固着。在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中，我们指出了理由制造的两个主要特点。第一，它是有偏见的，人们会不顾一切找寻支撑其观点的理由；第二，它是懒惰的，人们不会仔细检查自己的理由。这两个特点加在一起会阻碍孤独的推理者。他在推理时，会找寻越来越多的论据来支撑自己的观点，而且认为大多数论据都是足够充分的。这些理由虽增加了其信心，但也把他引入极端之境。

许多心理学家可能会认同这一诊断结论。不过，给出这个解释应该只是第一步，人们很快就会有疑问：推理到底为何要如此表现呢？若手工艺品不尽如人意，可能是因为破损了，也可能是因为其操作条件异常。若你的钢笔倒过来写不出字了，你的小轿车油箱空了不能启动了，不是因为它们发生故障了，而是因为其操作条件变了，与设计不相符了。生物装置也要在其所适应的正常条件下运作。[29]近地面的大气压形成了人类肺部的正常运作条件。我们的肺部能在这种条件下正常运作，但若条件异常，运作就会有障碍或根本不能运作，如在高海拔下、水下、在装满氦气的箱子里就不能运作。

在互动理论中，推理正常运作的条件是社会环境，具体地说，是对话环境。脱离这一环境，推理者的利益就不能在推理中得到保障。认知扭曲和失策之举都是有可能发生的。这并不是因为推理失效了，而是因为其运作条件异常。同样，在地下停车场钠灯的照射下，我们会看到物体呈现新的色彩，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色觉失灵，而是因为运作条件异常。我们的色觉被人造灯左右了，毕竟人类演变过程中主要还是利用太阳光，而且已适应了太阳光。

当然，若单纯认为推理现在的运行环境通常都是异常的，还不够全面。如果炸弹在轰炸机内爆炸，而不是在击中目标时爆炸，主管工程师就算指出爆炸恰好发挥了预计的力量，也不会因此受到嘉奖。炸弹爆炸的时间与方式一样重要。同样，认知机制发挥作用的时间与发挥作用的方式至少应该同样重要。

和对话方发生观念冲突后，一般会触发推理。我们会试图构造说服他人或至少维护自身立场的论据。即便没有真正的对话方，推理也可能会被触发，因为要预测可能产生的分歧。预测有时会十分具体，如定好会议安排、努力解决某分歧或就双方观点进行讨论。平时，我们可能只是预想会与政敌不期而遇，会在心里准备并演练后来会急于使用的论据。有些时候，我们甚至会重演发生过的辩论，并认为我们早就该用这些论据。

打个比方，萨沙（Sasha）准备得到母亲的允许，去参加瓦内萨（Vanessa）家举办的通宵派对。他一直在演练自己的论据：他在学校表现很好；他下周的家庭作业也做完了；聚会只是件小事，他不会做出格的事，应该不会让母亲担心。越这样想，他就越相信自己的请求十分合理，而且母亲理应会同意。

接着会出现好几种情况。萨沙可能会说服母亲同意，毕竟也没什么好反对的。他母亲也可能会说服他，认为这终究不好，因为她从其他父母那里听到，聚会上可能会有比他们大的孩子擅入，这些人会带上啤酒，甚至还可能会带毒品。另外，他似乎忘记了下周还有一场考试，对于这场考试他至今都没有准备好呢。听着母亲给出的论据，萨沙可能想要反驳。这样反反复复，终究会有一个人说服另一个人，或者说，二人至少会拿出理由来辩护自身立场。

相对而言，如果萨沙的母亲只是说不行，而没有关注萨沙给出的论据，又或者萨沙不敢去问母亲，他会自认为自己的论据令人信服，他会觉得父母不公、不理解他，觉得自己是个受害者。因此，只要争辩真正会发生，在预期有争辩时进行推理是可取的。

单个推理本身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其单一性。然而，推理一定会时不时逗留在人的大脑中，因为人们不能完全预测到何时会被叫去捍卫自身观点。正因为人们会被预料之外的理由诉求惊到，才要早做准备，尽管立场的冲突可能永远不会发生，也要如此。由于两种类型的错误之间成本的差异，后者很可能更加普遍。若持有他人反对的观点或行为，却没有早做准备，预想辩护之词，一旦被抓包，与预先演练辩护之词相比，情况会更糟糕，尽管预先演练的辩护最终可能用不到，但这种现象更普遍。

现代环境扭曲了我们预测分歧的能力。这只是许多情况中的一种，许多情况下，环境变化太快了，自然选择很难跟上步伐。譬如，咖啡、香烟和酒这些刺激神经类物质都是在现代环境下产生的，且成为普及之物。其中香烟明显对吸食者的身体有害。然而，我们还没有进化出一种与生俱来的天性，让我们不去使用这些物质，就像我们有与生俱来的天性，让我们不去触碰有毒的食物。可以说，这些物质本该在我们的进化过程中越来越罕见，但因为它们最近变得随处可见，所以我们不得不适应这一变化。

环境变化是否让我们预测分歧的能力变得失衡了，就像我们让自身对精神刺激物质的反应变得危险一样？与远古环境下的生活相比，富饶的现代社会下的生活在很多方面都是不同的，其中一些不同之处必定会影响我们的推理方式。例如，在印刷术的发明和现代媒体的诞生之前，人们得知团体内某人观点与其不同，通常是通过与那人的互动。我们能找出观念的差异并试图解决，通常是因为反复地交流论据，而且我们可以预想这些论据并在脑海中演练。现在，我们身边充斥着主笔、新闻节目主持人、博主等人的观点，我们也许永远都不会与这些人见面。当然，别人也希望我们能就许多不同的话题发表看法，政治、音乐、食物都行，还要当其受到质疑时予以辩护，尽管那些辩论可能永远也不会发生，但我们还是要拿出理由，以备不时之需。

然而，这只触及了问题的表面。还有更多急剧的变化会影响理性的运作。有些人住在大城市，他们每天遇到的陌生人都多于其祖先一辈子遇到的陌生人。其中许多陌生人都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很容易判断，这种异常的融合会带来诸多产生分歧的可能性，而要想出合适的正当理由变得比从前复杂得多。

一些认知机制在现代世界已经完全改变了意图，所以与其远古形式只存在少许相似之处，它们见证了读写能力对我们的改变，让我们能辨识任意的简单图形。[30]虽然我们认为理性没有经历这种剧烈改变，但是环境变化无疑已经影响了触发理性的时间、理性发挥作用的方式，以及理性要实现的目标。理性现在的用途多种多样，与其进化来的功能有所不同，可以用来在正式辩论中展现聪明才智，也可以用来揭示物理规律。令人遗憾的是，理性的一些新用途，如为可能永远不会发生的辩论做准备，竟然对推理者有潜在的危害。正如凯恩斯（Keynes）所言：“如果一个人独自思考太久，很难想象他一时会轻信怎样愚蠢的事。”[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