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第十五章

理性之光明面

在电影《十二怒汉》（12 Angry Men）的开头（先“剧透”一下），有个男孩受到指控，说他捅死了父亲，他的处境很危险：陪审团议事室里用于给他定罪的论据堆积成山。一个目击者声称见到这个男孩捅死了父亲；另一个目击者则称听到了打斗声并看到男孩逃出了公寓；这个男孩的不在场证明也说不通；他有动机，而且总是喜欢使用暴力，这些在档案上都有记录。群体极化现象正在酝酿中，蠢蠢欲动，试图说服陪审团将该男孩送到死刑电椅上去。但是，有一位陪审员与他人不同，他没有那么笃定。虽然该陪审员认为被告并非无辜，但也不能十分确定他有罪。他“只想探讨一下”。当被极力要求给出论据时，他用了一个没什么说服力的论据开头：证明男孩有罪的证据太合理了，这种合理性不得不让人产生怀疑。不出所料，这并没有动摇任何一个陪审员。不过，从那开始，这个陪审员渐入佳境，不断找到该公诉案中的漏洞。

他揭露了归罪论据的不一致性。一个目击者声称，在高铁列车驶过时，自己透过车窗从这条街的对面看到了这场谋杀。另一个目击者声称听到了男孩威胁父亲——“我要杀了你！”——然后几秒后就听到身体倒地的声音。但是列车驶过的声音震耳欲聋，第二个目击者是如何听见男孩和父亲的争吵声以及身体倒地声的呢？

其他陪审员的论据出现了更多的不一致。刀上找不到该男孩的指纹。但四号陪审员认为这不是问题：因为这个男孩是个冷血的谋杀犯，所以他还擦了刀，上面沾着其父亲的血。谋杀事件过去三个小时后，被告在回家的路上被警察抓住了。他为什么要回到犯罪现场呢？四号陪审员答道：“他杀了父亲后跑出来时非常恐慌，后来，当他最终冷静下来时，发现自己把刀落在那儿了。”但是，那个较多疑的陪审员接着又指出，之前的说法是“他很镇静地处理了这把刀，所以刀上没有指纹”，现在又是另一种说法，那么对这种不一致性做何解释。

解决这种不一致性可以采取双重标准。这个男孩来自贫民窟，十号陪审员清楚，那里的人是“天生的谎话精”，“他们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不能相信”。然而，对于那个声称看到男孩犯罪的目击者的证词，他却坦然接受了，即便正如我们的十号陪审员指出的，“她也是贫民窟的一员”。

有时，这种不一致性一目了然，清晰可见，甚至都不用指出来。三号陪审员竭尽全力维护有罪判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目击者声称听到打斗声并看到男孩随后立马离开了公寓，陪审员相信这个人的证词。然而，目击者声称自己在15秒之内起床并横穿了整栋建筑，想一想，对这个跛脚的老爷子来说，这可能吗？但是三号陪审员认为这不是问题：目击者肯定把时间估错了，毕竟，“他是个老爷子，经常稀里糊涂的，怎能事事记得准确呢？”

这些不一致性慢慢动摇了大多数陪审员，让他们产生了合理怀疑，但还不是所有人。十号陪审员对这些理性思考仍无动于衷。最终，其他陪审员一定是让他感到过意不去了，他只好变得宽厚些。尽管如此，论证还是发挥了最大作用。是论证让公诉案中的漏洞浮出水面，是论证突出显示了双重标准，是论证披露了这些不一致性，是论证发掘出陪审员心中的疑问。在《十二怒汉》这部电影中，论证救了一个男孩的性命。[1]

论证被低估了

在第十一章至第十四章中，我们已经强调了理性“阴暗”的方面，这些方面一开始就带来了一个谜团：理性是有偏见的；理性是懒惰的；理性让我们相信疯狂的想法并做出愚蠢的事情。如果把理性放到进化和互动视角中看，这些特点便有了意义：自我中心偏见在说服他人时很有用；懒惰在来回的互动中比较高效；若理性的使用范围超出合适的论证语境，可能会让人产生疯狂的想法。我们也已经反复强调过，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做到最好，也就是说，在合适的语境下，就应该把理性的这些特点变成分配认知劳动力的有效方式。

关键是，论证推理的这种辩护取决于人们评估他人理由的方式：人们必须认识到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所谓“更好论证具有非强迫的力量”。[2]若接受足够充分的论据，就必须否决微弱的论据，即便那意味着完全改变看法。在第十二章中，我们摆出证据，证明人们擅长评估他人的论据，但是实验中的目标人群仍是单个推理者，这些推理者要评估的只是单一论据，与论证交流的互动有很大差别。

现在是时候兑现承诺了，那就是展示理性在合适的互动语境下的作用。理性让人改变彼此的想法，这样最终就能形成更好的观点、做出更好的决定。

20多年来，心理学家和教育研究员戴夫·莫什曼（Dave Moshman）一直让其学生处理沃森四卡选择任务（见图11.1），先是单独进行，然后以小组形式进行。虽然个人表现还是一如既往的差，猜对的人只有15%左右，但小组讨论的效果令人惊奇。半数以上的小组都回答正确。当莫什曼与莫里·盖尔（Molly Geil）搭档开展受控实验时，小组的正确率达到了80%。

有许多文章指出了沃森四卡选择任务中参与者令人遗憾的表现，如果不挨篇读那些文章的话，可能很难意识到实验结果的惊人之处。在该任务的标准模式中，没有任何参与者的正确率接近80%。就读于美国顶尖大学的大学生若独自解决任务，则正确率甚至达不到20%或25%。[3]有参与者努力寻找正确回答，但最终还是彻底失败了。[4]

莫什曼和盖尔所做的，相当于让短跑选手汇聚一堂，在五秒内共同完成百米赛跑。

你可能会以为，这一惊人的实验结果会引起心理学家的注意。根本不是这样，该结果完全被忽视了。也许没有人真正知道该如何利用这个结果。唯一关注莫什曼和盖尔实验结果的研究者，还是一些自身理论被削弱的人。鉴于许多心理学实验都存在不能重复的可疑倾向[5]，他们要求用公正的态度重做这些实验。[6]小组讨论效果的改进虽然不能总像原实验那样激动人心，但被证明相当稳健。[7]运用到其他任务（如我们在第十二章介绍的保罗和琳达问题）时，同样效果良好。[8]你可以与朋友、同事或学生一起尝试一下该实验，效果屡试不爽。

有研究员表示怀疑，也认为论证与表现的改善没有多大关系。他们认为，小组成员并没有关注彼此论据的内容，而是依赖肤浅的归因来决定该采纳哪个回答。也许人们只是听取了最自信的小组成员的意见。[9]这一解释有点道理：不论是好是坏，信心会是促成小组讨论结果的决定性因素。[10]

然而，这一低水平的解释对小组讨论推理任务时的情况表述欠佳。看到讨论记录会发现，有些人观点占上风，显然并不只是因为他们用自信的口吻说了“我知道那是事实”，还因为他们给出了一个接一个的论据。[11]我们也清楚，若单个参与者的答案正确，即便整个小组成员的答案都是错误的，即便他起初没有那么自信，也能说服其他成员相信他的答案正确。[12]

严格意义上讲，若不可能证明给定答案正确、其他答案错误，要如何进行论据交流呢？若论证缺乏这种论证的力量，其他因素对说服他人或评价他人观点则会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如谁看起来更有能力、有多少人支持某给定观点。但是，即便对于没有明确解决方案的问题，小组整体表现通常还是要比小组普通成员好。在某些情况下，小组整体表现甚至比小组中最优秀个体的表现还好。[13]顺便提一下，即便小组成员共同的答案不如小组中最优秀个体的答案，用小组共同的答案还是更好，除非一开始就明确知道谁的答案最妙。

群智何时有用，何时失灵

怀疑群体效能不完全是错误的。若不运用论证，团队表现会令人失望。100年前，农艺学研究员马克斯米连·瑞吉尔曼（Maximilien Ringelmann）注意到一个奇怪的模式：若拖拉机、马和人类一起执行任务，似乎效率要低一些。[14]譬如，若一起执行任务，则人类推动马车时就不用使那么大力。

由于机器、动物和人类一起用力时整体的绩效下降了，瑞吉尔曼便把大部分责任归咎于协调问题，他认为，因为没有同时用力，所以在任何给定时刻施加的总力量就减少了。不过，通过观察囚犯推动磨粉机，他还注意到，对人类而言，激励会是个重要因素：“成果平淡无奇，因为只过了一会儿，出于对旁边人的信任，每个人都满足于顺应曲柄的移动方向，甚至有时还被曲柄带着走。”[15]几十年之后，社会心理学家将证明，这类激励因素往往是团队表现不佳的罪魁祸首，并称这种现象为“社会惰化”。[16]

团队不仅在需要付出体力的问题上表现得令人失望，在各种认知问题上也是如此。头脑风暴就是个典型例子。总的来说，团队头脑风暴并没有什么作用。在典型的头脑风暴期间，不允许参与者表达对他人看法的苛责之词，这样大家便都能自由地发表看法，甚至可以是疯狂的想法。其实这样做没什么用：与汇聚起来的个人独立看法相比，团队头脑风暴出来的想法通常更少、更糟糕。[17]相对而言，若告诉人们“大多数的研究都建议他们辩论甚至批评彼此的想法”，则会让他们想出更多的主意。[18]

许多领域团队的表现都让人失望，导致成功的论证更令人瞩目。若人们进行论证，即便有关看似无趣的数学或逻辑任务，也不会出现社会惰化或认知中断，而是增加其在对话语境下的积极性。他们回应彼此的论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论据。许多伟大的思想家也已注意到激烈辩论对刺激其智力的重要性。下面是蒙田（Montaigne）的看法。

书籍研究日渐衰弱，变得无力，不再是热点，而对话却能当即教导人、锻炼人。如果与我对话的人意志坚定，堪称一名雄辩者，则会攻击我的两翼，将其逐个击破；他的想象力会激起我的想象力；忌妒、荣誉和竞争，激励我做出一些超出能力范围的事；另外，默许是对话中令人生厌的行为。[19]

论证让人对各色任务做出更好的回答。不过，到目前为止，审查结果都来源于严格控制的环境下所进行的实验，实验中的参与者之前都没有见过面，今后也不会见面。在真实的世界里，情况就不同了。问题会变得非常困难，而且可能没有彻底的、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科学家找寻着主宰宇宙的法则。政客试图在存在严重分歧与敌对情绪的议会里通过法律。法官找寻途径对合法但相互冲突的利益给予应有的尊重。在这些情况下，个人偏好与亲和力会造成干扰，甚至获得了优先权。坚定的主张与价值观受到攻击，但得到坚定的捍卫。论证在应付更复杂的问题、战胜情感的执念时，仍会发挥积极的作用吗？

如何做出更好的预测

预测很难，尤其是关于未来的预测。讽刺的是，这一常见格言也说明了学习过往的难度，这是因为过往已经被归因了，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归因到每个人及其表亲，从孔子到尤吉·贝拉(Yogi Berra)。[20]从事专业政治判断的专家菲利普·泰特罗克（Phillip Tetlock）想要弄清楚做出合理的政治预言到底有多难。[21]于是，他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招募了300个政治专家，其中许多专家都有哲学博士学位，还有多年的从政经验，他让这些专家各司其职：做出对政治事件的预言。15年匆匆而逝，现在可以将这些预言与实际结果相比较了。专家表现得如何呢？非常糟糕。他们比玩飞镖的黑猩猩（代表随机答案）好不到哪去，而且轻易就被基于现有数据的简单统计推断超越了。[22]预测很难。[23]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专家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不是他们的预测不够精准，而是他们尚未意识到自身的预测不够精准。世界很复杂，就连专家都遭遇到了严格的认知限制——就其所能获取并处理的信息数量而言。但是这并没有阻止他们做出极端的预测：专家经常说某给定事件几乎肯定会发生或不会发生。[24]专家在其津津乐道的理论的影响下，预言未来时过于自信了。

遵循第十四章中展现的极化和过分自信实验，泰特罗克发现，推理偏见造成了这些极端，通常还促成了错误的预言。他观察到，当专家做出预言时，“不太容易认真看待他人的观点”，[25]而且“其一边倒的辩护也在助长过分自信的气焰”。[26]

理性也让专家修改自身观点的方式发生了扭曲。若正如其偏爱的理论预期的那样，事件真的发生了，专家则会变得更有自信。但若并非如此，我们的政治专家就会变成“找借口专家”。这场战争蓄势待发。历史的小插曲让他们的预言没能成真。无论怎样，政治太复杂了。[27]专家寻找借口时已经十分娴熟了，因此即便事实证明他们错了，对其理论正确性的笃定还是只增不减。[28]若专家能够进行协商，情况能变得更好吗？

与“冷战”（Cold War）时期相比，若“恐怖均衡”几乎不能预防原子战争的全面爆发，对我们而言，预言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美国空军作为其中一个参与者，期待能更好地预测核战争的影响。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由此而来。要改善其预测，可以平衡几个专家的观点，这样既简单又有效。不过兰德公司的两个研究员，诺曼·达尔基（Norman Dalkey）和奥拉夫·赫尔默（Olaf Helmer）认为若让每个专家了解其他专家给出的回答（比如说通常性回答），他们可以做出更好的预测。专家基于这一信息做出新的预测；实验人员平均这些预测，然后再一次提供给所有的参与者，让参与者做出另一个预测；以此类推，进行几个轮回。

这一反复平均的技巧，被称为德尔菲法（Delphi），其初次使用是为了弄清楚俄罗斯人为减少美国工业基地四分之三的产量，会投放多少颗炸弹。[29]幸好，在这一具体的案例中，达尔基和赫尔默还未发现其方法是否做出了精准的预测，但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许多研究已经表明，德尔菲法能改善各种预言，不论是捍卫立场，还是医学诊断。[30]

与面对面的讨论相比，德尔菲法有好几个优势。在面对面的讨论中，提供最好的预测可能不如取悦上司或达成共识那么重要。面对面的讨论也需要让一群忙碌的专家于同一时间待在同一个房间里，安排起来总是不那么容易。但是，德尔菲法的匿名问卷调查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然而，如果论证理论正确的话，德尔菲法的初期形式就与改善预言的主要方式失之交臂：交流理由。若佐伊（Zoe）认为意大利有80%的概率赢得下一届的世界杯，迈克尔却告诉她只有20%的概率，那么佐伊应该怎么做呢？平均这两个观点，然后把概率调整到50∶50吗？通常，若人们处于这一情境，会选择相信其他观点。譬如，佐伊可以将获胜概率定在60%。毕竟，她清楚自己为何认为意大利获胜概率更大，却不知道迈克尔所持观点的理由。[31]若她知道迈克尔的理由，知道迈克尔为何认为意大利获胜概率低，可能更倾向于改变自身的看法。

在德尔菲法中，专家不只是接受其他预测的均值，还能知道支撑他人预测的理由。吉恩·罗维（Gene Rowe）和乔治·莱特（George Wright）探究了理由差异对预测的影响。[32]事实上，这些不同的理由并没有促使专家更频繁地改变自身看法。的确，若只看到了均值，他们更可能坚持自身起初的看法。但是推理并没有失败，它只是在表现其识别力。

并非所有理由都是合理的。若迈克尔告诉佐伊，他认为意大利只有20%的概率获胜，是基于一只章鱼的预测，[33]佐伊肯定会迫不及待地更新自己的预测。但若迈克尔告诉佐伊，他听到内部消息，说意大利队核心前卫的身体每况愈下，佐伊可能会不假思索地认同迈克尔的看法。在罗维和莱特的实验中，参与者正是如此做的。这些参与者并没有过多地改变自身看法，而是更加坚定自身立场。需要时，他们会朝着正确的方向改变自身看法，而且会做出更好的预言。[34]

提供一次性的理由汇总是向前的重要一步，却没能充分利用推理。当人们可以交流论据和反对论据时，推理便能在对话的往复中熠熠生辉。网上交流能让专家交流论据时保持一定距离，进而可以更好地预测。

菲利普·泰特罗克20年前研究了政治专家的判断，20年之后又与芭芭拉·米勒斯（Barbara Mellers）及其他同事一起，开展了一项更有野心的实验。[35]他们一共招募了1300多名参与者，让其对地缘政治进行预测。第一组参与者单独进行预测，不能获知其他参与者的预测，这样便可以保持其判断的独立性。第二组参与者也单独进行预测，但是如德尔菲法的早期版本一样，可以获知有关他人预测的统计学信息。

第三组参与者被分成几个小队，每队大约20人，让他们一起在网上讨论这些预测。与独立的预测者相比，他们几乎所有预测都更加准确，而且他们三分之二的预测甚至胜过第二组。很明显，论据的交流让他们做出更好的预测。

为陪审团辩护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看到，若允许参与者进行小组讨论，他们就能为各种任务提供更好的答案。我们还认识到，每组专家也都能利用论证来改善自身预测。不过，本章开始提到的陪审团议事室（虽然是虚构的）中的讨论，并不是一项严格控制的实验或专家间的网聊。陪审团议事室是典型的面对面环境：暴脾气可能会加剧、寻求共识非常重要、错误不会被消除。陪审员是典型的“非”专家人士，对法律只有一点贫乏的了解。在《十二怒汉》这部电影中，他们的讨论充斥着偏见，他们的决定也被许多其他偏见搅得混乱不堪。

陪审员常常会在听证后形成对判决的错误直觉。因为有自我中心偏见，单个推理不可能帮助纠正最初的直觉。审议可能变成群体极化，会放大而非纠正共同的偏见。鉴于这些局限性，《十二怒汉》的确看起来比较乐观，是对论证力量的启迪与美好颂歌。也许我们应该遵循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及其同事的建议：把陪审员的一些决策拿给“研究这一主题的专家”看。[36]

在给人定罪的陪审团前，我们应该考虑替代性选择：法官和专家。爱德华·柯克爵士（Sir Edward Coke）无疑就是这样一个专家。他是英国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的法学家，还“可能是史上最博学的普通法律师”。[37]他的观点可以“追溯到无数的中世纪文本中，这些文本大多是手稿卷轴，他孜孜不倦地精读了这些卷轴”。不过，他精读这些卷轴，并不是因为爱好古文物研究。柯克“显然希望找到符合其法律及政治上坚定主张的先例”，而且他“有时甚至曲解先例来支撑自己的判决”。威廉·布莱克斯通爵士（Sir William Blackstone）在其1766年发表的、有巨大影响力的《英国法律评注》（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中警告道，法官的学识及智慧不能保证其观点就一定公正——他这时想到的可能就是柯克，他认为：“要解决或协调事实性问题，若委托给任何一个法官，他们便有足够的空间表现偏袒和不公：要么妄下论断，却被事实证明并非如此，要么更巧妙地限制某些条件，延伸或扭曲另外一些条件，以与其他条件区分开来。”[38]

不论多么有能力的法官，都有自我中心偏见，他们会使用自身学识来捍卫已有观点，而非形成公正的判决，读者不应对此感到惊讶。很明显，陪审员也没能从自我中心偏见中豁免，但是，正如布莱克斯通所见，审议有可能会抵消每个陪审员的偏见。申斥了法官后，他继续说道：“因此一群有能力、明智、正直的陪审员……会成为真理的最好调查员，社会正义最可靠的守护者。”200年后，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哈里·布莱克蒙（Harry Blackmun）也用相似的措辞为陪审团辩护：“要恰如其分地将群体常识应用到任何给定案例中，抵消各种偏见至关重要。”[39]

布莱克斯通对法官的悲观评价可能是正确的，[40]但是他认为陪审团审议能平衡陪审员偏见的看法也是正确的吗？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我们无从了解陪审员交流的论据。我们最多从审议后的面访了解到，起初少数人的看法，有时能变成最终判决。至少可以判断，审议能改变陪审员的看法。[41]为了知道审议的更多影响，我们须依靠对模拟陪审团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期，里德·海斯蒂（Reid Hastie）、史蒂文·彭罗德（Steven Penrod）和南希·彭宁顿（Nancy Pennington）开展了一项对模拟陪审团十分重要的研究。[42]为了使其实验尽可能逼真，他们招募的都是那些做过陪审员的人。他们在把参与者送去审议前，给他们看三个小时真实审判的视频回放。在该审判中，被告被指控在互殴升级之后，把一个人捅死了。虽然这场谋杀已尘埃落定，但判决可以变动，若发现被告只是自卫杀人，则无罪，若发现被告早有预谋，则定为一级谋杀。虽然究竟如何尚不可知，但许多法律专家认为，合适的判决是定为二级谋杀；真实的审判中也是这一判决，因此就有了以下的研究。

在该实验中，陪审员看完了三个小时的视频后，必须要说出赞成哪种判决。大多数人赞成过失杀人。只有四分之一的陪审员赞成二级谋杀。也就是说，大多数陪审员起初就站错了立场。不过，他们最终还是达成了最好的判决。即便在某些小组中，只有少数几个陪审员捍卫二级谋杀的判决，但往往就是这小部分人设法成功说服了整个陪审团。[43]审议让许多陪审团达成更好的判决。正如布莱克斯通预料的那样，审议让陪审员抵消各自的偏见。

的确，这恰恰是从事法学及心理学研究的学者菲比·埃尔斯沃斯（Phoebe Ellsworth）在重做海斯蒂及其同事的实验时观察到的。

个体陪审员往往会关注有利于其最初判决偏好的证词：关于先前两个男人对抗的证词，通常由支持谋杀判决的陪审员提出，而被害人在被害前立即用拳猛击被告的证词，通常由支持过失杀人或自卫的陪审员提出。这一倾向不是弱点，而是审议过程的益处——与起支撑作用的事实证据一起，提供了比较几种不同事件阐述的机会。[44]

《十二怒汉》这部电影也并不全是空想。就像在电影中一样，真实审判中个体陪审员也可能会有偏见，也会犯错，无疑也会维护靠不住的阐释。不过，审议能让陪审员更详尽、更客观地审查证据，弥补个人偏见并让陪审团达成更好的判决。埃尔斯沃斯用这些乐观的词来归纳其影评：“《十二怒汉》是一种理想，而且是可以实现的理想。”[45]

论证起作用

互动推理理论预言，人们应该擅长评估他人的理由，否决微弱无力的理由，并在理由足够充分时改变自身看法。尽管该预言看似微不足道，但就论证的力量而言，它与普遍的悲观情绪相悖。譬如，若要人们评估参与者独自或以小组形式处理逻辑任务的难易度，他们则会认为小组不会比个人做得更好。[46]即便是推理心理学家，这些本应更了解的人，也低估了小组的表现。

这里审查的结果证明这一悲观但普遍的论证观点是错误的。我们时常看到，当人们遇到合理的论据时，会改变自身看法。不论是处理逻辑任务，还是寻找开放式问题的新的解决方案，不论是专家还是外行，不论是思考地缘政治还是忖度该给出怎样的判决，在与同行辩论过该问题后，人们便能得出更好的结论。

在第十六章至第十八章中将看到更多的情境，看论证如何让合理的想法传播、如何让小组胜过个人，证明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在写下面这段话时没有过分乐观。

真理很伟大，若任其发展，会战胜一切，它是错误旗鼓相当的对手，完全不畏冲突。除非人类的介入剥夺了真理的天然武器——自由论证与辩论，否则，若允许其自由地与错误博弈，后者将失去威慑力。[47]

[1] 引自电影《十二怒汉》，该电影由西德尼·吕美特（Sidney Lumet）指导，原作者是雷金纳德·罗斯（Reginald Rose）(1957; Beverly Hills, CA: MGM, 2008), DVD。

[2] Habermas 1975, p.108.

[3] 在科斯米德斯的书中（Cosmides，1989），哈佛学生的正确率只有27%；在斯坦诺维奇和韦斯特的书中（Stanovich & West，2000），1/4的顶尖高校的学生正确率只有18%。

[4] Johnson-Laird & Byrne 2002.

[5] Open Science Collaboration 2015.

[6] Oaksford & Chater 2003，p.305.

[7] Mercier, Trouche, et al. 2015.

[8] Trouche, Sander & Mercier 2014.

[9] 可参考上述文献。

[10] Koriat 2012; Levin & Druyan 1993.

[11] Moshman & Geil 1998; Trognon 1993.

[12] Trouche, Sander & Mercier 2014.

[13] 可参见：Laughlin 2011。

[14] 可参见：Kravitz & Martin 1986。

[15] Ringelmann 1913, p.10，译者为克拉维茨与马丁（Kravitz & Martin，1986）。

[16] Latané, Williams & Harkins 1979.

[17] 例如，Mullen, Johnson & Salas 1991。

[18] Nemeth et al. 2004。该文章表明，意见分歧只会增加形成观点的数量而非质量，但是有进一步的证据表明，形成观点的质量也会因为意见分歧而有所改善；可参见：Nemeth & Ormiston 2007; Smith 2008。欲获取关于意见分歧在小组讨论中起积极作用的更多证据，可参见：Schulz-Hardt et al. 2006。

[19] Montaigne 1870, p.540.

[20] Barry Popik,“Never Make Forecasts, Especially about the Future”,2010.10. 30, 网址：http://www.barrypopik.com/index.php/new_york_city/entry/never_make_forcasts_especially_about_the_future/。

[21] Tetlock 2005.

[22] Tetlock 2005，p.51。

[23] 可参见：Silver 2012。

[24] Tetlock 2005, p.61.

[25] Tetlock 2005, p.123。

[26] Tetlock 2005, p.62。

[27] Tetlock 2005, pp.121ff。

[28] Tetlock 2005, p.128。

[29] Dalkey & Helmer 1963, p.461.

[30] 可参见：Linstone & Turoff 1976; Rowe & Wright 1999。

[31] Yaniv & Kleinberger 2000.

[32] Rowe & Wright 1996.

[33] 真实的故事……“Paul the Octopus”，维基百科，网址：http://en. wikipedia.org/wiki/Paul_the_Octopus。

[34] Liberman et al. 2012; Minson, Liberman & Ross 2011.

[35] Mellers et al. 2014.

[36] Sunstein, Kahneman & Schkade 1998, p.2129.

[37] Caenegem 1987, p.14.

[38] Blackstone 1979, p.380.

[39] Ballew v. Georgia, 435 U. S. (1978), p.234, 埃尔斯沃斯（Ellsworth，1989）的书中引用过，全文请访问网址：http://www.law.cornell.edu/supct/html/historics/USSC_CR_0435_0223_ZO.html。

[40] Braman 2009; Sunstein et al. 2007.

[41] 可参见：Sandys & Dillehay 1995。

[42] Hastie, Penrod & Pennington 1983.

[43] Hastie, Penrod & Pennington 1983，p.60。

[44] Ellsworth 1989, p.217.

[45] Ellsworth 2003, p.1406.

[46] Mercier, Trouche, et al. 2015.

[47] Virginia Statute on Religious Freedom, 1786, Digital History，网址：http://www. digitalhistory.uh.edu/disp_textbook.cfm?smtID=3&psid=13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