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第五部分

狂野的理性

在第十一到十五章中，我们已经描绘了理性明明白白支持新颖的互动理论，而非标准唯理智理论的图景。但是，我们不是集中讨论过某些情况吗？在那些情况下，最可能观测到符合我们所偏爱理论的结果。我们运用的许多证据来源于实验，这些实验的研究对象是美国大学的心理学系学生。人类理性如何发挥作用，为何会从微小且可以说相当不具代表性的人类样本中进化而来，要得出关于这两个问题的结论难道没有一点冒险吗？在第十六章至第十八章中，我们扩大了调查的范围，并寻找证据证明可以在各种语境下发现理性的基本原理：如危地马拉偏远的玛雅群落、幼儿园操场、市民论坛、实验室会议等。

第十六章

人类理性通用吗

乌兹别克斯坦温差大，在-40~40℃波动，极少下雨，所以并不富饶。因为其气候非常不适宜居住且地理位置偏僻，所以封建制度得以一直维系，直到20世纪初期才被废除。[1]20世纪20年代，在乌兹别克斯坦成为苏联的一员后，莫斯科当局决定在全国各地开设几百所学校，那里的现代化进程就此开始。[2]实验心理学莫斯科研究所的研究员亚历山大·卢里亚（Alexander Luria）认为，这一变动提供了检验其想法的绝佳机会。卢里亚师从利维·维果斯基（Lev Vygotsky），认为人类是通过学习获得大部分认知技能的，其中就包括学校学习。卢里亚在乌兹别克斯坦招募了一些参与者，这些人刚开始上学，但在其他方面与附近村庄目不识丁的农民差不多。通过比较这两类人，卢里亚可以确定，即便刚开始上学，也会对认知产生影响。

卢里亚在1931年提出，“前往中亚的心理学远征”[3]的目标之一是研究逻辑推理。俄罗斯心理学家确信目不识丁的农民能用熟悉的材料进行推理。的确，若与外人辩论棉花生长情况，农民很可能会获胜。卢里亚找寻的有所不同，是能就某论据得出服务于自身目的的结论的能力，这与论据前提的真假无关，他认为未受教育的人是不具备这种本领的。卢里亚所用事例在逻辑上微不足道，参与者对其内容也不熟悉，所以才不得已评估论据本身的逻辑。

在极北区，白雪皑皑，所有的熊都是白色的。新地岛就在极北区。新地岛的熊是什么颜色的呢？[4]

受过一两年的正式教育后，乌兹别克人发现这个问题很简单。但是当问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时，他们绝大多数人似乎都很茫然，他们给出的答案是这样的，“熊还有不同的种类？”“我不知道，我见过黑熊，但我从没见过其他熊”。[5]

论证有多么不可思议

多样性给进化提供了蓬勃发展的空间。这只是因为在物种进化过程中，同一物种中每个个体的遗传特点有差异而已。然而，自然选择却吞噬了让其赖以生存的这种多样性。当某遗传特点允许其携带者同类繁殖时，该特点便在群体中传播，几代之后，每个个体都会携带该特点。但也有例外情况。某些特点是性别特异性，若在同一物种内没有普遍存在，其他特点就会转而变得更有利。但是，我们还没有弄清楚为何理性属于这种例外情况。若我们的观点正确，即理性是适应性结果，可以帮助解决协调问题、声誉管理问题及每个人都会遇到的沟通问题，那么它就应该是正常人类所共有的，而不只是为少数人所有，也不只是为男人或女人所有。

在每个个体中，理性若要正常发展，需要一些输入，对话、论据均可。不同文化和环境下输入可能会有所不同：从数量上说，某些文化强烈支持论证，而另一些文化中则略有压制；从质量上来说，不同的论证形式，可能获得赞同，也可能遭到反对。不过，无论是何种社会形态，都依赖多种多样的沟通，而其他物种则不会如此，而且这种依赖为理性的诞生造成了选择性压力。因此，若我们的分析方式正确，理性便不可能是制度的文化产物，诸如学校教育这样的制度才持续了几百年而已。

有人认为理性是有历史定位的文化发明，这一想法已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的老生常谈。在卢里亚的探险之前，法国理论人类学家吕西安·利维-布鲁尔（Lucien Lévy-Bruhl）描绘了一幅“原始思维”的图画，“即便效仿没什么抽象概念的推理也是一种未开化状态”。[6]他和该领域的其他人都主张，生活在其他文化中的人可能也会推理，却基于完全不同的逻辑。有两种观点与我们捍卫的进化理论不相容：一种观点认为，理性是近期的历史发展元素；另一种观点认为，理性在不同文化间表现为完全不同的形式。

到目前为止，历史学、人类学及语言学等方面的证据都指向我们论据中一个有潜在“危险”的瑕疵：关注点都放在西方文化中的例子及实验上。正如一群研究不同文化的心理学家及人类学家最近所言，这些人是“不可思议”（WEIRD，由Western, Educated, Industrialized, Rich, Democratic这五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组成）群体，他们来自富强、民主、教育体系完善的西方工业化国家。这一首字母缩略词名副其实，因为该样本经常处于诸多可测人口统计变量的极端区域。譬如，到目前为止，心理学实验中最多的参与者是美国大学生，他们比没上大学的同龄人更加自我，[7]没上大学的同龄人则比上一代美国人更加自我，而上一代美国人则比同时期地球上任何人更加自我。[8]

“不可思议”群体都比较重视论证可能就是另一个怪异的特点，这是因为他们看到古希腊人在科学、政治及法律体系中都依赖论证。在大多数西方文化语境下，分歧都被视为人类互动的正常方面，应该使之系统化，而不是遭到压制，分歧也能产生积极影响。尤其是大学，应该鼓励辩论实践。

这样看来，难道将论证视为有益的不是文化偏见吗？难道理性——至少是我们所描述的具备辩护及论证功能的理性，不是一种文化习得性技能，而是进化的普遍特性吗？譬如说，其他文化中的人能成为出色的孤独推理者而非糟糕的辩者吗？或者说根本不能成为推理者吗？

怎样避免看起来像个傻瓜

得出“新地岛的熊都是白色的”这一结论似乎不可避免，所以只有轻信的人才会认为有人得不出这一结论。尽管如此，最近的研究证实了卢里亚的结果。他重做了实验，实验参与者是几个没受过教育的人，[9]而且其他实验也都提醒我们，即便是最理所当然的技巧，也需要通过教化获得。

设想，把三个硬币一个接一个地投进一个不透明容器中，然后让你找回这些硬币。难道会有人做不到吗？事实上，会有。只有学过数数的人才能找到。如果你出生并生活在毗拉哈（Pirah，亚马孙河流域的一个小部落），要你找回这些硬币，你可能会不知所措，因为那里的人对数字一点概念都没有。彼得·戈登（Peter Gordon）所做实验的参与者就是毗拉哈人，实验很简单，却有三分之二的人不知从何下手，而且若增加硬币的数量，他们的表现还会迅速恶化。[10]毗拉哈人完全没有想到这个美国人会让他们玩这么古怪的游戏。他们非常擅长做其他事，但真的不会数数。

所以，有些人只是因为不熟悉前提，才不会制造并评估论据吗？不，事实证明这个问题只是推理中的一个驱动力，或者更具体地说，是社交礼仪。在参与测试的所有人中，某些人——大概是参与者的三分之一——很容易给出正确答案。他们并没有独自形成一种新的认知能力。这些人只是更喜欢玩实验者提供的这个游戏而已。

为什么大家都不愿意回答这么简单的问题，如“新地岛的熊是什么颜色的”呢？在小范围的人群中，人们对自己的断言非常小心谨慎，只有当理由足够充分时才会表明立场（在这一点上，和专家大不相同）。[11]显然，若陌生人讲的故事很古怪，说很远的地方生活着颜色很奇怪的熊，则并不符合这些条件。只有傻瓜才敢做出这样的声明，因为对此不能进行合理辩护。正如在第十四章中所见，人们试图避免做一些辩护不了的事情。这恰恰是在下面的交流中所发生的事情，在实验人员询问未受过正式教育的乌兹别克成人白熊问题时便可捕捉到，交流如下。如果一个人60岁或80岁了，曾经见过白熊，还讲述过这事儿，则他可以被信任，但是我从未见过白熊，因此我说不准。我说完了。那些见过白熊的人可以判断，那些没见过的人什么也不能讲。

这时，年轻的乌兹别克人主动答道：“从你们的话中可以推断出那里的熊都是白色的。”但是那位年长者总结道：“公鸡知道如何打鸣，因而以打鸣为业；我的所知所言，也不过如此！”[12]他们都知道实验者的意图，但只有这个青年愿意在这个古怪的游戏中赌上自己的信誉。

为了让人们能更加坦然地面对不熟悉的前提，心理学家保罗·哈里斯（Paul Harris）与同事给未受过教育的参与者提供了一个更加丰富的语境。这回，问题的语境不在遥远但真实的地方，而在遥远的星球，除此之外，其他方面都与卢里亚设置的相似。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做出假设时就不会有太多顾虑，更容易做出逻辑性回答。[13]若我们在学校学过玩推理游戏，即从任意前提出发，最终得出古怪的结论，[14]则不需要接受正式教育便能掌握基本的推理技巧。人类只要大脑没有障碍，就能制造论据并评估论据。但是，他们辩论或遵守这些技巧是为了私用吗？

东亚的论证

2011年3月11日，强烈的地震肆虐了日本东北部地区。福岛第一核电站遭到严重破坏，这是自1986年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以来，世界上最糟糕的核事故。鉴于人们发现本应保障核电站安全的监管过程存在明显漏洞，日本政界难辞其咎，因而如坐针毡。

“核电村”（该昵称恰如其分）是被指控者之一。[15]在那里，私企和监管机构一团和气。这就是问题所在。日本学者铃木武（Takeshi Suzuki）认为，这个村庄就像被言灵（kotodama，对语言神秘力量的一种信仰）控制了。[16]言灵禁止发表能引发争论的言论，“充当阻碍论证的社会一员”。更为普遍的是，因为面临维持社会和谐的强大压力，“日本人并没有接受训练进行辩论和推理”。日本文化不允许“核电村”村民讨论核能的危险性，这让他们构造了一个“核电站的安全神话”。[17]

引用卡尔·贝克尔（Carl Becker）一篇文章的标题，铃木武不是第一个谴责“在远东缺乏论证和辩论”的人。[18]贝克尔将这一缺漏的责任归咎于盛行于东方文化中且由来已久的文化准则，并概述为至理名言“雄辩……只不过是通向地狱的业力”（日本临济宗语录）。其他作者认为，在处理逻辑及论据时，东亚语言较为匮乏。通过大范围比较东方文化，中村元（Hajime Nakamura）注意到，中文和日语本身就存在含糊性，这一含糊性为“逻辑概念表达”设置了障碍。[19]

东亚文化因谴责论证经常被单独挑出来作为好的案例来分析，用来支撑我们的断言，即论证的某些特点是广泛适用的。东亚文化里的人们会辩论并从中获利吗？鉴于其语言存在所谓的含糊性，东亚人可以选择合理辩论吗？答案非常肯定。东亚语言并没有阻碍逻辑与修辞的发展。公元前5世纪，中国的墨家学派创造了与西方的经院学派同样复杂、难懂的逻辑体系。200年后，伟大的韩非子创造了非常丰富的修辞学，罗马还没有修辞学者能与其“心理学分析的微妙”相媲美。[20]

那么关于所谓反对论证的文化禁忌呢，因为任性而违反了社会和谐要受到斥责吗？讽刺的是，对于各自反对雄辩和论证的宣言，东亚的知识分子从未停止对垒。孔子的《论语》中说道“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但这并没有阻碍儒家学者写出一部又一部的专著“回应对手的批驳”并“与竞争对手的学说进行哲学辩论”。[21]在道教的历史中同样到处都可以找到论据，尽管《道德经》断言“善者不辩，辩者不善”。[22]

申斥论证并没有阻止东亚的知识分子辩论。这没什么可惊讶的。辩论是知识分子用来谋生的方式。其他人就更倾向于尊重已确立的准则并受到智者的嘲笑吗？很难说。最近的历史研究披露，即便像日本这种社会管控严格的国家都“不是贝克尔等人描绘的‘相对和平的’社会，而是一个在过去300年间以大量的意识形态冲突及肢体冲突（后者更频繁）为特征的国家，而且其争端经常以辩论的形式演示并记录下来”。[23]

即便日本早期惯例体现了对小组讨论好处的理解。7世纪初期，马宿王子（Prince Umayado）制定了一个新的体制。该体制的最后一个条目是这样的：

对重要事情的决定不应该由某个人单独做出，而应该是许多人在一起讨论。但小事就没多大关系，没有必要咨询许多人的意见。只有在讨论重大事情、担心会失败时，才应该与他人保持一致意见，以得出正确的结论。[24]

只有极少数有关东亚文化中论证的好处的实验证据，向西方文化中的实验结果靠拢。若要日本学生独自解决沃森四卡选择任务，与美国或欧洲同龄人相比，他们的表现也好不到哪里去。但当他们进行小组讨论时，思考着论证带来的好处，最终大多数小组都能得出正确的答案。[25]

日本文化可能轻蔑论证，但是这种轻蔑与福岛的事故没有关系。这只是监管失利的普通案例。监管机构因为收受了或多或少的贿赂，便服务于本应监管的私人利益。在日本，公务员若与企业合作，退休后便有望分到轻松又容易赚钱的工作，也就是官员空降。其他国家采取的方式或许有所不同，但也难逃厄运。我们不能因临济宗可悲且影响较广的政治惯例就归咎于它。

小型社会里的论证

几千年来，东西方文化都是依靠文字来制定复杂的修辞惯例、发展以论证为中心的体系的。人类没有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文化语境下进化。我们祖先生活的环境与卢里亚实验中没有上过学的农民生活的环境更相近，甚至更接近于当代狩猎采集者生活的环境。即便我们认可每个人——受过正式教育或未受过正式教育的，都能进行推理，也不意味着每个人都会辩论。

“高贵的野蛮人”（noble savage）以及托马斯·霍布斯所说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war of all against all），是对人类原始状态的两个经典描绘，两种情况都不适合论证。高贵的野蛮人不会有论证的驱动力。各自为政的人只会阻碍辩论的蓬勃发展。

这些观点与事实根本不沾边。我们的祖先既没有与他人和谐共处，也没有对他人发动无休止的战争。而且，论证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可能至少发挥了与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同样重要的作用。在现代民主中，人们若要做出集体的决定，就会去投票站。我们的祖先则坐下来辩论——如果现今的小型社会能让我们了解过去的话，至少会如此。在全球大多数这种类型的社会中，若问题严重到威胁集体利益时，如生态危机、战争、共有资源保护，人们便会聚在一起辩论，商讨出大多数人都满意的解决方案。[26]

与典型的小型社会相比，现代社会即便最平等的社会形态都显得格外等级森严。狩猎采集社会里没有国王、没有将军、没有管理者来支使人。若某些成员影响力更大，不是因为他们有超自然或与生俱来的权威，而是因为他们为社会提供了服务，如狩猎、服役、讨论以达成集体明智的决定。当期待一系列严格控制时——例如在饱受战乱之苦的社会中，这一概括也站得住脚。

人类学家拿破仑·夏侬（Napoleon Chagnon）在亚马孙河流域的雅诺玛莫人（Yanomam）部落里待了许多年，见证了许多冲突，所以把成年男性50%的死亡归因于暴力冲突。[27]不过，这种无休止的冲突状态下并没有诞生森严的等级结构。若村长考巴瓦（Kobaw）想要大家都听他说，不能只是提高嗓音或拿着棍棒威胁村民。他必须依靠论证。正如夏侬指出的那样，“要是有人计划做一些可能很危险的事，（考巴瓦）只会指出危险”。不管他的立场如何，“他只是很婉转地施加影响，这样就不会冒犯他人”。[28]

在小型社会里，我们可以找到很多有关错综复杂的论证实践的例子。爱德温·哈钦斯（Edwin Hutchins）在特罗布里恩群岛（Trobriand Islands）发现了令人费解的法律论证及复杂的推理链。[29]麦克斯·葛拉克曼（Max Gluckman）在赞比亚的洛奇人（Lozi）中发现了一种专注于辩论的文化现象，其中，用以下这些丰富的词汇来描述某人论证的质量（或论证中质量的低下）：

kuyungula——没有直截了当地说问题

kunjongoloka——说话时偏离主题

kubulela siweko——没有理解就滔滔不绝地说

muyauluki——说话时没有触及问题重点的法官

siswasiwa——迷失在话语中的人

siyambutuki——随性的健谈者[30]

为证明论证在传统的小型社会中和在我们现代化的大型社会中同样有效，托马斯·卡斯特兰（Thomas Castelain）实地考察了危地马拉基切玛雅（K'iché Maya）的偏远群落，那里的人经营着自给农业，而且大部分时候，读写能力都不行，只会说本族语。[31]

在当地人的帮助下，卡斯特兰让基切的参与者独自处理所谓的守恒任务。解决这类任务需要参与者认识到物体在发生某些改变后给定属性不变。当前的情况是：实验人员给参与者展示两个可以盛同样容量水的玻璃杯，然后问他们水在哪个玻璃杯中会升得更高。在第一个玻璃杯中，会丢入一团培乐多（Play-Doh）彩泥；在第二个玻璃杯中，同样大小的一团培乐多彩泥会被分成两半丢下去。

只有三分之一的参与者回答两个玻璃杯中的水会升得一样高。但是当小组讨论时，70%以上的人得到了正确答案。其实，只要一个参与者得出了正确答案，就几乎总能说服小组其他成员改变看法，这一现象恰恰能在“不可思议”群体文化中被反复观察到。

如何协调推理的进化、认知及人类学视角

有人认为，要想理解简单的理由，接受学校教育很有必要；抑或是认为在某些文化中，论证可能被压制了或是从未发展过。我们注意到了推理及论证广泛适用的特点，证明以上观念是错误的。推理及论证随处可见的同时，我们应该预测理性是否是一个进化了的模块，论据的产生及评估是否是理性的两个主要功能之一。

称理性为普遍性机制，并不是说它在任何地方都发挥作用，且方式恰好相同，也不是说特定社会只会以肤浅、表面的方式来影响理性。各种文化习俗和体系都用到了理性，但可能会阻碍理性发挥某些用处，增强其他用处，也会提供社会发展性认知工具，补足并拓展自然进化的能力。

譬如，在各种社会形态下，无论是私人争端，还是刑事案件，这些权利问题都有规则和体系来解决。不同文化间的人辩论这些问题的方式也大不相同。在许多小型社会里没有司法系统，当事人就算证明自己有理也没有律师的帮助，由长老、当地议会或政治领导人担任仲裁者或法官。尽管如此，体制化的认知警觉可能会在这些诉讼中发挥作用。一方面，可能会对沟通者的文化发展性有所警觉，如让他们发誓或接受严酷的考验，人们认为这样做可以阻止沟通者撒谎。另一方面，对沟通者所沟通内容的警觉，通常只依靠常识来产生及评估论据。通常没有规则来规定可靠证据，也没有取证标准。相对而言，在有国家机构的较大型社会中，仲裁、诉讼和刑事司法都掌控在复杂的体制下，遵循一系列确切的规章条例；当然，也存在许多文化差异。

近代史上最知名的一场刑事审判的对象是美国足球明星O.J.辛普森（O. J. Simpson），该审判惊人地阐释了受到法律严格控制的论证与常识推理相违背的程度。辛普森被指控谋杀了前妻及前妻的一个朋友。由于辛普森的律师在为期11个月的审判中始终主张辛普森与谋杀没有半点关系，因此，1995年10月，他最终被无罪释放了。然而，两个受害者的家属却已对他提起“意外致死”民事诉讼。在这场民事审判中，辛普森败诉了，于1997年2月被判支付3 350万美元的赔偿金给两个死者，因为陪审团断定两起死亡是他造成的。

对不熟悉美国法律体系的人来说，这可能看起来明显没有条理：这起双重谋杀案已判辛普森无罪，可为何他还要支付赔偿金呢？主要还是因为刑事审判与民事审判的证据标准存在差异。刑事审判的证据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辛普森的律师主张确有合理怀疑，然后便胜诉了。而民事审判的证据标准是“明确且有说服力”，民事当事人辩称有这种证据并完胜辛普森。即便如此，大多数人，即便是美国人，也认为凭直觉很难理解这一双重判决。但是，法律学者通过更抽象的推理，却能很容易找到理由支撑这两个不同判决：刑事审判（你可以判处某人监禁或死刑）和民事审判（危险的只是钱而已）都可以找到合理理由支撑不同的证据标准。在辛普森的案子中，法律论据很可能与常识推理冲突。尽管如此，如同所有论据，这些论据最终还是根植于对高阶理由的直觉。

通过论证可以弄明白事件及权利相冲突的解释，这十分符合互动推理理论及论证推理理论。并非所有文化发展性推理都会对这些理论进行明显阐释。在第九章中提到了拼图、谜语、悖论等智力游戏，在某些文化中，这些用来给孤独的推理者带来乐趣。这要如何符合互动理论呢？某些论证性互动的例子也明显不符合该理论，如牛津大学辩论社（Oxford Union，建于1823年，目前是竞争性辩论的世界冠军）这样的辩论协会。在竞争性辩论中，两个及以上的小队试图以论据击败对方，为任意分配给他们的立场辩护，就受众没怎么留心的话题进行辩论，如“国家应该虚构历史来提升社会凝聚力吗？”“若有一剂药可以阻止你陷入爱河，作为一名18岁的少年，你应该服用吗？”[32]人们为何要费事地去辩护那些自身并不支持的、探讨无关之事的观点呢？为何要关注这种论据交流呢？

在第十章中，我们主张推理有一个双重论证功能：对于沟通者，可以用推理来产生论据以说服警觉的受众；对于受众，可以用推理来评估沟通者给出的论据，若论据合理就接受，若不合理就否决。孤独的推理者将推理拼图及谜题作为休闲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不必拿出说服他人的论据，也不必评估他人给出的论据。在竞争性辩论中，拿出论据不是为了说服受众相信其结论的真实性，而是为了令陪审团信服其论证技巧。

尽管如此，上面这些有趣的案例也没有对论证推理理论形成更大的质疑，与消遣式性交、手淫及色情文学对“性交的主要功能是生殖”这一主张的质疑相比。一些进化考量应该帮助证明。

任何进化后的机制都能适应它所进化的环境状况，但若环境变了，则这些机制可能会失灵或产生非功能性影响。若吸入的二氧化碳量高于空气中的正常含量，则可能会导致窒息。若吸入过多的氧气，则会导致狂喜。一般观念认为哺乳动物的呼吸机制很好地适应了向身体输送氧气并排出二氧化碳的功能，虽然出现了这些反常的影响，但并没有挑战这种一般观念。

进化后的认知模块通常适用于处理给定范围的信息，并从中得出确切的推论。我们把这样的范围称为认知模块的“适用范围”。[33]譬如，避蛇模块的适用范围是该环境中有蛇，读心模块的适用范围则是个体正在互动或可能会互动的那人的精神状态。触发这种认知模块的是其他模块提供的输入信息，如避蛇模块这种低阶知觉模块，又如为读心模块处理他人行为、言语及视觉表达等信息的模块。

触发模块运作的输入是不完美的。它们没能挑出手头所有属于模块适用范围的例子，这需要耗费时间和精力。因此，接受一定比例的失误不失为高效之举。实际上，触发大多数模块运作的是简单的诊断性标准，而非对各种因素的复杂考量（该考量可能需要其自身的认知机制，而且不管怎样都不会那么有效）。[34]触发器往往过分敏感，如触发忌妒或危险探测，但这种过分敏感性很可能是适应性的。

激活模块的输入信息的范围就是其实际范围。实际范围不可能恰好与合理域相一致。探测失误无可避免，会导致假阳性错误（错误警报）或假阴性错误。正如第十一章中所见，基于假阴性错误（如把蛇误认作木头）与假阳性错误（把木头误认作蛇）的相对成本，有效的模块可能会偏向犯成本较低的错误，而尽可能避免犯成本较高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模块合理域与实际域之间不一致其实是有好处的。

不同物种间的互动（如猎物与捕食者的互动，其中，一个物种的拟态伪装导致另一物种的假阳性错误，或一个物种的伪装导致另一物种的假阴性错误）可以利用认知模块合理域与实际域之间的不一致性。同一物种间的社会互动也能利用这种不一致性。文化的许多层面正是基于这种利用。譬如，相信超自然中介的存在，这一信念可能根植于人们过分探究中介性与意图性的倾向，以至把精神状态归因于太阳、山脉等非中介物，而且能在自然形态中看到虚构中介行为带来的影响。[35]文化观念、习俗和人工制品的发展多亏了模块实际范围与适用范围之间的不一致性。

推理的合理域是与他人之间的分歧，即思想观念的碰撞。推理旨在通过拿出令他人信服的论据或评估他人的论据来减少这种分歧，而且可能还要使自己信服。我们在第九章中已经论证过，推理的实际域，即触发其运作的输入类型，便是对思想观念碰撞的探测。在与他人讨论时，会出现很多思想观念的碰撞。这没什么可惊讶的；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会触发很多思想观念的碰撞。在这种情况下，推理的合理域与实际域便重叠了。

但是，推理的合理域与实际域并非完全重叠。典型的假阴性错误是：处于支配地位或隶属大多数群体的人可能很少注意到下属或少数人的观点，也未能发现分歧所在。当然也有假阳性错误，其表现为：我们读古代辩论术或观看电视辩论时，思想观念的碰撞要么发生在我们不能与之进行互动的第三方之间，要么发生在个体心智内部。自身思想观念的碰撞可能是内部形成的悖论。若两个想法或可能的决定都有直觉支撑，而且直觉强度不相上下，我们则不能下定决心。个体内部思想观念的碰撞可能也包括所采用的人工制品：用于娱乐的、基于文化产生的智力题，或用来训练哲思能力的悖论。

为什么对某些人来说，解决谜题、思考悖论或观看他人辩论竟然很享受呢？这里再次涉及了进化论上的考量。对于许多进化机制，若要实现其功能，需要投入精力、时间和努力，生物可能感知不到所带来的好处，至少不足以激励它们继续努力。从生物学上看，性交的主要好处便是促进生殖，但是动物（包括人类）在过去的大部分时间里并没有意识到性交能繁殖后代。强烈的性欲和性快感已经进化，可以促使动物交配。

一旦性交伴随着欢乐的回馈，要获得或增加这些回馈可能不仅需要进行基本交配，还需要各种形式的性辅助活动，但到底能否促进成功繁殖犹未可知。此外，性交给人类带来的回馈可能是经济和社会效益，而且可能在各种有创意的性实践中得到发展。

推理是一种高投资的认知活动，也会间接地有益于健康。我们认为，推理最终会有利于人的健康，突破信任匮乏下的沟通限制，而且这样可以更好地对他人施加影响，并主动接受他人良好的影响。不过，这种想法目前还不足以促使人们对推理投入太多的精力。所以，我们认为，推理提供了一些享乐主义的回报。同样，这并非对所有人都适用。尽管如此，那些因社会地位或个人性情不愿辩论的人，观看他人辩论也可能会很享受，而且还可以运用推理来评估。

譬如，竞争性辩论因为劫持了推理得以开展，它将推理应用到并非其进化目的所指的领域。受众倾听他人的论据不是为了形成更有力的观点，而只是享受观看竞赛、处理非常充分的论据所带来的这种纯粹的快乐。辩论者拿出论据不是为了说服受众，而是为了享受并展示其推理技巧。

古时的哲学争论、博主间就高深话题进行的论战及正式辩论不属于推理的合理域，推理还没有进化到可以处理这种刺激，但是它们却属于推理的实际域，该实际域便可以解释其文化成功。

对推理的解读——即作为进化了的理性模块的功能，不必与历史及人类学兴趣——对不同文化中理由及论据运用的显著不同所表现出来的相冲突。

我们认为，这样其实就对此做出了更好的解释，并形成了可以验证的假设，这些假设不仅关于推理的种类，还关于其可变性。

初期的推理者

在成人推理者身上试验发现，推理的某些特点是普遍性的。发展及教育心理学研究的惊人结果表明，这些特点很早就显现了。理性的习得不靠教学机构，也不靠以理性为导向的文化环境——儿童自发地运用理性来维护自身想法及行动，运用理性评估他人给出的理由。

先来看一个虚拟人物——塞古尔女伯爵（Countess of Sgur）的《索菲的不幸》（The Misfortunes of Sophie）中的女主人公索菲。此书是19世纪法国儿童文学中的畅销书。索菲十分好辩的性格虽激怒了母亲，但读者看得很高兴。下面举个例子。

索菲：妈妈，你为什么不让我单独去看石匠，却要我和你一起去呢？而且去了之后，你为什么总让我和你待在一起？

妈妈：因为石匠扔的石头和砖块会砸中你，而且这里的沙和石灰会让你滑倒，甚至是受伤。

索菲：哦！妈妈，我会非常小心的，沙子和石灰伤不到我的。

妈妈：你还小，你不知道。我是大人，我知道石灰会把你烧伤。

索菲：但是妈妈……

妈妈打断索菲，继续说道：不要跟我推理这么多，安静点儿。我比你更清楚什么会伤害你、什么不会。我不允许你没有我的陪同就到院子里去。

索菲低下了头，什么也不说了。但是她看起来闷闷不乐，自言自语道：我就要去，这让我开心，我要去。[36]

尽管索菲只有4岁，却能很好地理解妈妈给出的论据并予以回复。这是作者极尽想象虚构的事吗？不，女伯爵观察到她8岁的孩子也是如此。此外，心理学研究也证实，儿童很小就可以拿出论据，有的甚至在18个月大时就可以。3岁的孩子经常交流论据，并将之用于三分之一的争论中，要知道，他们的争论不胜枚举。[37]

儿童推理与成人推理的两个基本特点是相同的，一是对自己的理由有自我中心偏见，二是对自己的理由评估标准较低。朱迪·邓恩（Judy Dunn）和佩妮·穆恩（Penny Munn）注意到，3岁的孩子对自己的论据会更有感觉，而且同与其对话者相比，这种可能性高达15倍。[38]雨果3岁的儿子克里斯托弗（Christopher）想要靠自己爬上高而陡的楼梯，以便声称自己是个大男孩儿。但几分钟过后，他爬累了，想要大人把他抱上去，便指出他只是个小男孩儿。这种不一致性似乎并没有让他苦恼。他曾经还声称自己太累了，不可能立刻就上床睡觉。很明显，儿童使用论据的方式有改进的空间。平心而论，尽管他们的父母有时也是这样做的，但没有过多考虑论据的一致性。

听到孩子自发地说出许多论据，父母并不会感到震惊，其实，像索菲的妈妈一样，他们甚至可能会觉得这一技能还有点让人恼火。但是孩子不仅可以运用推理来解释为何不应该上床睡觉，也可以运用推理来解释为何有权拿走兄弟姐妹的玩具。此外，孩子还关注他人给出的论据，并予以评估。

心理学家对父母与孩子的互动方式进行了许多观察，努力记下教养风格上的差异。谈到告诉孩子应该做什么或不应该做什么时，一些父母表示自己主要依靠威严。其他父母的做法则稍微合理一些，会向小孩解释应该上床睡觉、洗澡、捡起玩具、不要打搅姐姐等事情的原因。心理学家比较了孩子的不同特点，看教养风格差异是否会影响其认知及行为。

这些研究展现了运用理由的明显优势：合理的做法能让孩子“抵制住诱惑、对反社会行为感到愧疚、犯错后予以弥补、不自私、进行高水平的道德推理”。[39]看来，孩子似乎是基于自己的理由而给出理由，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如此。

这些研究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只展示了关联性。父母若讲理，孩子便能努力让自己做得更好。但这并不是说理性的教养风格就能让孩子做得更好。同样，这或许既能解释为何一些父母倾向于对其要求给出理由，又解释了为何其生养的孩子更擅长抵抗诱惑或对反社会行为更容易感到愧疚。即便消除了这一担忧，情况仍然如此，影响孩子态度的是理由的给出，而与理由的质量完全没关系。

为了更合理地测试孩子对论据质量的敏感性，在史蒂芬·伯纳德（Stéphane Bernard）及法布里斯·克莱蒙（Fabrice Clément）的协助下，我们借助孩子开展了一项简单的实验。[40]实验人员用摩比玩具（Playmobil toys）给其中一个小女孩安娜（Anna）讲了一个关于狗的故事，恰好她也有一只狗。故事是这样的：一天，狗走失了，小孩子都被叫来帮安娜找狗。为了帮助孩子找到狗，引入了两个新人物。第一个人指向左边并说道：“狗往这边跑了，因为我看到它往这个方向跑的。”这是个非常有说服力的论据。第二个人指向右边并说道：“狗往这边跑了，因为它就是往这个方向跑的。”这是个循环论证。即便是3岁的小孩子，都对论据的质量很敏感：他们被更有力的论据说服的可能性更大。而且，两岁的小孩子也已经开始显露出同样的技能了。[41]

守恒任务是大约一百年前让·皮亚杰设计来考查儿童对初级物理及数学的理解程度的，我们在本章前面说到的任务与之相似，其中，我们是将培乐多彩泥球扔进水里。你可以在网上找到许多关于守恒任务的视频，了解小孩子执行这项任务的情况。在其中一个视频中，率直的小女孩要面对狡诈的实验者。实验者先放了两块饼干在自己旁边，又放了一块在小女孩的旁边，然后问道：“你认为我们分得公平吗？”“不公平！”小女孩着重答道。接着心理学家把小女孩的饼干分成两半，然后问道：“现在公平吗？”“公平。”“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有两块饼干！”[42]

我们可以用守恒任务来哄骗小孩子，让他们相信双方的饼干同样多，还可以用守恒任务来研究认知发展的各个方面，其中包括社会互动对促进理解的重要作用。20世纪70年代，瑞士[43]、美国和英国的心理学家都受到了皮亚杰的影响，开始让六七岁的孩子两人一组来处理守恒任务。为了增加趣味性，心理学家创建了尽可能多的小组，其中一个小孩能独自处理守恒任务（守恒者，conservers），而另一个小孩则不能（非守恒者，nonconservers）。守恒者非常有说服力，更有可能去说服非守恒者，而非守恒者说服他们的可能性则要低得多，前者的可能性是后者的三倍。[44]

鉴于守恒者有合理的论据，非守恒者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他们不会一味听从更有自信或更机智的同伴的意见，而是当与守恒者讨论其他话题如“做得最好的电视节目是哪个”时，有相同的可能性赢得辩论。[45]

一般来说，若让两个非守恒者一起讨论守恒任务，他们什么也讨论不出来，因为没有辩论的基础。不过，若任务失败的方式不同，讨论便能出真知。下面来看守恒任务的一个变体：孩子们看到，等量的水分别被倒进细而长的玻璃杯和矮而宽的玻璃杯中。法蒂玛（Fatima）认为在细而长的玻璃杯中的水更多，而玛利亚姆（Mariam）认为在矮而宽的玻璃杯中的水更多。法蒂玛试图解释时就是在向玛利亚姆展示其思维方式的错误性，玛利亚姆也是如此。他们通过论证便能逐渐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领会正确答案“两个玻璃杯中的水一样多”。[46]

从很早开始，儿童就受到了正当理由的影响，不仅有大人的理由，还有同龄人的理由。事实上，在某些情况下，与对大人理由的关注度相比，他们似乎更关注同龄人的理由。当老师清楚地解释某数学问题的答案时，学生不加深究地相信他，不必过多关注老师的解释，因为无论怎样学生都愿意接受这个结论。相对而言，若学生内部意见不统一，在遇到合理理由时多半会改变自己的看法。所以，当学生真的改变了看法时，更可能是因为有理由的支撑。学生可以是彼此最好的老师。

教育工作者挖掘出论证在教学法方面的潜力。合作性学习研究于20世纪初期起步，20世纪70年代汇聚力量，目前已成为“教育研究史上最成功的范例之一”。[47]成百上千的研究表明，当学生以小组形式讨论某任务时，通常能对材料形成更深层次的认识。[48]在教室中开展合作性学习不总是那么容易，一定会出现分歧，但是还没有达到冲突的程度。要让学生充分讨论某些事是需要时间的。尽管存在这些实际的阻碍，但是截至20世纪90年代，美国三分之二以上的中小学老师都依靠合作性学习来教学，总的来说效果较好。[49]

学会更好地辩论

声称理性的基本特点广泛适用并不是要否决文化差异。同样，关注论证早期发展性特点也不是要否决3岁孩子与成人之间论证的差异。若不需要学习产生及评估理由的基本技能，人们无疑会更擅长论证。

要更擅长论证，最基本的方式便是掌握说服听众的局部知识。譬如，随着对朋友电影品位的逐渐了解，你能更有效地说服朋友去看你觉得他们会喜欢的电影。人们也能认识到对给定受众适合用哪种论据。譬如，科学家了解权威给出的论据在学术性文章中的分量不大。把握辩论的时机也是至关重要的。与掌握辩论的方式至少同等重要的是，要弄清楚适合进行论证的语境。但是与获取新推理技能及更擅长推理相比，这些实际上都不能等同。

在第十二章中我们看到，在讨论开始时不费力去寻找最有力的论据通常也在情理之中。找到有力的论据比较费力，而且并不总是必要的；微弱无力的论据有时也可以说服听众。此外，对话方给出的反对论据能帮我们更好地理解对方立场，进而找到更合适的论据。随着对话的开展，人们给出论据时能更好地考虑听众的立场。

孩子让这种互动在表现形式上明显而夸张。当他们撒谎时，不擅长考虑对话方的立场，譬如无视妈妈根据面包屑的痕迹可以一探究竟这个事实。同样，孩子的理由明显太以自我为中心了。当妈妈问及为何要拿走兄弟姐妹的玩具时，孩子惯常回答“因为我想要”。这样回答便是无视兄弟姐妹的立场，因为他们也想要这个玩具；同样无视妈妈的立场，因为妈妈已经弄清楚是谁偷吃了面包。孩子的论据很容易反驳：“他也想要”“他先拿到的”等。

当这个小孩较好地适应妈妈的反对论据，认同或用新论据反驳时，这一互动便标志着推理机制运转良好。然而，某些反对论据很容易就能想到，以至人们在不得不使用时会很愤怒。譬如，若孩子与母亲之间再次互动，母亲很可能就会恼怒：“我告诉过你，那个理由不合理！”母亲想要孩子明白，他给出的论据没有说服力，想要孩子要么立即承认错误，要么拿出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论据。

在上述例子中，孩子要认识到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对于其论据“因为我想要”，有反对论据让它没有说服力。第二件事是，若没有预想到这些反对论据，会产生不利的社会性后果，即母亲会恼怒。这可能需要一点迭代，但孩子或许就此学会更好地论证。

实验已经演示了人们是如何在更复杂的话题上学会预测反对论据的。在第十二章中，我们讲述了由迪安娜·库恩及其同事开展的一项研究，[50]其中，同龄人之间的讨论让青少年和成人都能就死刑拿出更有说服力的论据，而且辩证地看待论据的能力有所提升。这并不是说人们必须要改变自身看法，保持中立，而是说人们要能预测出对方的某些论据，并予以反驳。其中一个参与者，明显反对死刑，引用了一个论据来支撑立场：“我知道杀掉惯犯可以阻止谋杀链。”不过，他提及这个论据只是为了在下一句中予以反驳，指出终身监禁也能实现同样的目标。虽然该实验反映论据质量真的有所改善，但涉及的范围有限。辩论死刑只能让人们更擅长辩论死刑。为使人们的辩论能力有普遍性的提升，研究员和教育工作者经常借助其他方法，如教授批判性思维。这通常涉及许多（假定的）论证性谬论（如人身攻击谬论、滑坡谬论等）和认知偏见（如自我中心偏见）带来的经验教训。总的来说，这类方案的影响较小。[51]若人们非常擅长发现他人持有的谬论和偏见，会发现以同样批判性的眼光审视自己要难得多。[52]

在很大程度上，如果学习推理就是学习预测反对论据，那么最好的解决方案可能就是让人们接触到更多的反对论据，进行更多的辩论。若某人的第一个论据很容易就被击垮，若遭到对方合理论据的强烈反驳，他可能不只是了解了这些特定论据的内容，更为普遍的是还认识到了反对论据带来的挑战。此外，可能还认识到做出某一预测是件好事，既可以避免提出站不住脚的观点，也可以避免提出很容易就会被击垮、会损害自身可信度的论据。

迪安娜·库恩和阿曼达·克罗威尔（Amanda Crowell）让学生进行小组辩论，看是否可以让他们推理得更好，即便他们可能从未碰到过讨论的话题。[53]研究者比较了两种干预手段的影响，二者都被严格执行：三个学年里每周开两次会，一次持续50分钟。其中一种干预手段是开一系列涵盖社会问题的哲思课程。该课程需要写许多论文，有时还要花整堂课来讨论。另一种干预手段是让学生必须就某些话题交流论据，如家庭教育或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这种干预是让学生在与同龄人进行好几个论证环节的辩论之前，花时间打磨自己的论据。

每年年末，学生在写作考试中都会遇到新话题，必须就此选择自身立场并予以捍卫。有的学生上了更标准的哲思课程，在论文写作中积累了更丰富的经验，然而，拿出的论据却更简单。接受过论证训练的学生拿出了更复杂的论据，通常涵盖问题的正反两面。

论证似乎能提高人各个方面的推理能力。在某特定话题上遇到了反对论据，人们就学会了在其他语境下对其进行预测。人们在一定范围内可以通过普适性类推来预期各种反对论据，虽然论证推理理论不能准确预测这一范围，但比起唯理智理论，该理论更容易对这些发现做出解释。在库恩及其同事的实验中，上标准哲思课程的学生尽管在个人推理方面接受了集中训练，能力却没怎么提升。相对而言，被要求相互辩论的人深谙论证的这种互动，反而能写出更好的论文。通过学习辩论，他们学会了独自进行更好的推理。

[1] “Geography of Uzbekistan”, 维基百科，网址：http://en.wikipedia.org/wiki/Geography_of_Uzbekistan; “Uzbekistan”, 维基百科，网址：http://en.wikipedia.org/wiki/Uzbekistan。

[2] 本章的第一部分在Mercier 2011a中可找到依据，第二部分在Mercier 2011b中可找到依据。

[3] Luria 1934.

[4] Luria 1976, p.107.

[5] Luria 1976，pp.108-109。

[6] Lévy-Bruhl 1910, p.22.

[7] 从相对不怎么讲究的意义来看，术语“个人主义的”可以用于跨文化心理学，特别是用于东西文化的比较中。

[8] Henrich, Heine & Norenzayan 2010.

[9] Cole 1971; Scribner 1977.

[10] Gordon 2004.

[11] Blurton Jones & Konner 1976.

[12] Luria 1976, p.109.

[13] Dias, Roazzi & Harris 2005.

[14] Dutilh Novaes 2015.

[15] “Japan's Well-Placed Nuclear Power Advocates Swat Away Opponents”, NBC News, 2014.3.12, 网址：http://www.nbcnews. com/storyline/fukushima-anniversity/japans-well-placed-nuclear-power-advocates-swat-away-opponents-n50396。

[16] Suzuki 2012.

[17] 这三个引用都引自上述文章第179页； 也可参见：铃木2008。

[18] Becker 1986。下述引用也来自这篇文章。

[19] Nakamura 1964, p.534.

[20] Lloyd 2007, p.10.

[21] Liu 1996.

[22] Combs 2004.

[23] Branham 1994, p.131.

[24] “Prince Shotoku's Seventeen-Article Constitution”（Jushichijo Kenpo）, SaruDama, 网址：http://www.sarudama.com/japanese_history/jushichijokenpo.shtml。

[25] Mercier, Deguchi, et al. 2016.

[26] Boehm et al. 1996; Ostrom 1991.

[27] Chagnon 1992。郑重声明，The Yanomam不是狩猎采集者，而是园艺师。

[28] Chagnon 1992。郑重声明，The Yanomam不是狩猎采集者，而是园艺师，p.134。

[29] Hutchins 1980.

[30] Gluckman 1967, p.277.

[31] Castelain et al. 2016.

[32] 这些话题其实在杜伦大学2014年的公开辩论赛上就已经辩论过，网址：http://www.debate-motions.info/other-tournament-motions/442-durham-open-2014。

[33] 欲了解合理域、实际域的概念及其对文化研究的关联性，可参见：Sperber 1994; Sperber & Hirschfeld 2004。

[34] Gigerenzer 2007.

[35] Barrett 2000; Boyer 2001.

[36] Comtesse de Ségur, Les Malheurs de Sophie, 1858, 网址：http://fr. wikisource. org/wiki/Les_Malheurs_de_Sophie/3；可以看到我们的翻译。

[37] Dunnn & Munn 1987.

[38] Dunnn & Munn 1987，p.795。

[39] Grusec & Goodnow 1994, p.5.

[40] Mercier, Bernard & Clément 2014; 也可参见：Corriveau & Kurkul 2014; Koenig 2012。

[41] Castelain, Bernard & Mercier这样主张。

[42] 守恒任务，YouTube，2007.2.10，网址：http://www.youtube.com/watch?v=YtLEWVu8150。

[43] Doise, Mugny & Perret-Clermont 1975; Doise & Mugny 1984; Perret-Clermont 1980.

[44] Silverman & Geiringer 1973.

[45] Miller & Brownell 1975.

[46] Ames & Murray 1982.

[47] Slavin 1996, p.43.

[48] Slavin 1995.

[49] Slavin 1995.

[50] Kuhn, Shaw & Felton 1997.

[51] Mercier et al. 即将出版；Willingham 2008。

[52] Pronin, Gilovich & Ross 2004.

[53] Kuhn & Crowell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