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保持情绪平衡

第三部分

如何成为一个好的领导者

第六章

保持情绪平衡

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1863年4月30日，时任联邦军队波托马克军团司令的是约瑟夫·胡克（Joseph Hooker），人送绰号“好战的乔”。在美国弗吉尼亚州钱斯勒斯维尔附近，他指挥部下完成了美国军事历史上最伟大的机动作战之一：他率领约7万名士兵沿着拉帕汉诺克河北岸向西行军10英里，然后又指挥他们在凯里福特渡口过河，紧接着又向东迂回到联盟军后方的攻击距离。

罗伯特·李将军当时根本没察觉到胡克的部队已经到了自己后方。当时的局势是，罗伯特·李将军的6万大军面临着自己后方由胡克率领的7万人和正面的7万联邦军队的包围。只要胡克利用自己手下军队的压倒态势猛攻罗伯特·李将军的军队，这场战争就离结束不远了。胡克被自己调兵遣将的成功冲昏了头脑。得意忘形的他在5月1日对自己的手下宣称：“南方叛军现在已经成了波托马克军团的囊中之物了。”

但是，罗伯特·李将军因为其赫赫战功，已经在联邦军和联盟军双方的士兵心目中树立了不可战胜的英雄形象。当胡克的部队与罗伯特·李将军的军队第一次交战的时候，胡克就乱了阵脚，慌忙撤回自己的部队并转为防御态势。当罗伯特·李将军化被动为主动，猛攻胡克部队的侧翼时，胡克自己就直接崩溃了。（胡克最后是被手下用担架从战场上运了出来。）虽然胡克的部队仍然对罗伯特·李将军的军队占有2∶1的人数优势，但是几天之内胡克就将自己的部队撤往华盛顿方向。胡克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让本来摆在面前的大好优势白白丧失。

领导者身上肩负着沉重的责任。只有对自己身上的责任思路清晰、信念坚定的领导者才能有信心应对。这样的领导者遇事沉着冷静，可以做到情绪平衡。因为决策是一个不断权衡各种利益冲突的过程，只有沉着冷静的领导者才能避免自己情绪扰动的影响。

然而，正因为身上肩负的责任重大，所以领导者往往并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沉着冷静。领导者走过的道路极少平坦，每遇到一次挫折，每出现一次意外，都会加重领导者身上的压力。有些时候，领导者可以泰然自若地解决这些挫折：要么之前就已经预料到这些挫折，或者是出现过类似的状况，因此预留出了回旋余地。这样的挫折往往反而会增强领导者对自己全盘计划的信心。但还有些时候，当现有挫折难以克服的时候，领导者之前所设想的根基都有可能被动摇。

而一旦抛弃之前的设想，领导者很有可能就会失去清晰的思路和坚定的信念。他会感觉自己做了错误的判断。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身边的人轻则会感到沉默的压抑，重则会因恐慌乱了阵脚。此时此刻的领导者更能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困难有多么棘手。身上的责任本来就很沉重，现在更是脱离了自己的控制。然而，当此时领导者最需要自己的判断力的时候，他的理智恰恰又是到了最脆弱的时刻。

“有效的领导者，就是当身边许多人都慌乱的时候，仍能保持自己情绪的平衡，并且思前想后。”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四星上将詹姆斯·马蒂斯如此说道。他认为在当今时代要做到独处是一件难事。他曾说：“如果要我总结一下信息时代的高层领导们所面临的最大问题，那就是缺少思考。”

这个问题也曾困扰着马蒂斯将军。2011年，马蒂斯将军接替戴维·彼得雷乌斯出任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总领美军的行动。他当时曾说：“美军在许多地区都有战事，我现在仅有零零碎碎的独处时间。”但他还是非常珍惜自己的独处时间。人送绰号“战僧”的马蒂斯将军不管驻扎在哪里，都带着自己的上千本藏书，并携带很少的随身个人物品。对于马蒂斯将军来说，书本就是帮助自己走进沉思的独处时光的大门。从书本里面蕴含的关于人类社会的智慧出发，往往就能找到解决领导问题的良方。他曾说过：“很遗憾，人的天性从未改变，而且在将来一段时间内也不会改变。”

“领导者的能力一部分来自于思考的能力。”马蒂斯将军说。他接着引用了英国诗人吉卜林《如果》里面的诗句：

如果当众人六神无主，且对你妄加指责时，你仍能镇定自若……

“独处可以让你在别人慌乱的时候静下心来思考。”马蒂斯将军曾说。领导者如果不能跳出自己面临的泥沼，去思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就会发现自己“被一连串事情牵着走”。能站在局势之外通盘考虑的领导者才可以改变局势。“如果你能把独处的时间用来吸收自己在阅读和经历中的收获，来与身边时刻发生的事情拉开一定的距离，那么独处的时间就得到了很好的利用。我们需要通过独处来重新聚焦于未来的决策，而不是等到问题出现的时候疲于应付。受到外在刺激后，回顾自己以往的经验和教育，然后再审视需要做些什么。”马蒂斯将军如是说。

马蒂斯将军所言指的是我们需要维持情绪的平衡，而不是等失衡过后再恢复。当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倒台后，贾娅·瓦德拉穆迪（Jaya Vadlamudi）作为一家国际救援组织的高级联络官被派往利比亚工作，在此期间她就很好地保持了自己的情绪平衡。贾娅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获得了国际关系学位。她先是在纽约的摩根士丹利金融服务公司和苏富比拍卖行先后工作了一段时间，等到30岁的时候才决定搬到洛杉矶。“我在洛杉矶无亲无故，就是想在那里尝试下新鲜事物。我当时就下定决心先在洛杉矶至少待一年再说。”现在她在洛杉矶已经5年多了，一直在从事非营利性行业。

领导者的情绪波动往往并不是因为出现预料之外的问题，而是源自一种被纷乱的目标、困难以及各种信息所淹没的感觉。贾娅说：“我利用独处的时间找回自己的控制感。当今时代，各种各样的信息铺天盖地，尤其是智能手机里面的信息。我们往往没有时间来处理所有的信息。我们需要找出时间，做出实际行动来帮助自己思考。”贾娅经常用到的一个办法就是写下自己的目标以及为实现目标所需要做的事。她说：“我热衷于列清单。已经完成的事情和想要做的事情都会列出来。”通过列出自己的任务以及存在的困难，贾娅对这一切都了然于胸，因此就赶走了焦虑。“每当列完清单，我都会想‘好的，我可以做到’。”

在利比亚工作期间，贾娅通过各种方式维持了自己的控制感。她介绍道：“那时利比亚内战刚刚结束。这个国家已经数十年没有见识过民主或是得到外界的帮助了。人们住的都是简易住房，连最基本的医疗服务都得不到。那里的医院和诊所，不是毁于战火，就是被洗劫一空。”在贾娅前往利比亚之前，她所在的国际救援组织已经派医护人员前往那里。“我的工作就是通过视频向西方人讲述深陷利比亚战火的难民的故事。他们并不是什么恐怖分子，而是和我们一样，是一个个需要胰岛素和癌症药物，有孕妇需要接生的家庭。我们应当从人性化的视角看待他们，告诉外界他们生活在怎样的条件下。”

贾娅的首要任务是为接受自己组织帮助的家庭拍摄照片，并对他们进行采访。她经常要在两名利比亚人陪同下，前往自己组织的医生所工作的村庄。“这些村庄都在极为偏远的山区。放眼望去，目光所及之处都是石头，没有树也没有草，建筑物又小又老。”等待看医生的人往往都排着长长的队伍。“没有人看起来因为排队而不高兴，反而都很兴奋，因为许多人都至少有一年没看到过医生了。”贾娅先会询问医生当地村庄的大致情况，而大多数村庄的情况都极为悲惨。“我亲眼见到因为战争负伤的病人，营养不良的儿童，还有需要治疗的孩子。”接着，贾娅就会通过翻译和正在接受治疗的家庭攀谈。“我会和他们谈论他们在战争之前的生活怎样，以及他们对孩子抱有什么希望。这是这段经历的动人之处。”

然而，她的工作也面临极端的压力。“那是一个极为动荡的时代，每个村庄都有当地的民兵组织，成员都是手里抱着机枪的小孩子和20来岁的年轻人。每个人身上都有武器，每个村庄都有检查点。我们不知道在下一个检查点会发生什么。他们会对车辆进行检查，询问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我所在的组织给我弄到了一个当地身份证，这样我就不用向任何人出示美国护照了。”

让这些压力更为糟糕的是贾娅的女性身份。“那里很少在公众场合看到女性的身影。街上看不到女性在散步，也见不到在外面玩耍的女孩。能看到的女性要么在市场，要么带着孩子排队接受医疗服务。女性在其他时候都待在自己家里。这倒不是卡扎菲的缘故，而是那里的文化传统。那里的房子连阳台都很高，根本不能在外面看到阳台里面。就算外人进入当地人家里，家里的女性也不会露面。看到这些让我感到难过。”这些文化传统对贾娅也造成了非常直接的影响。“申请签证的时候，申请表格里有一栏是问我‘谁可以作为你的男性监护人’，两个选项分别是‘丈夫’和‘父亲’。我只得平复自己的心情，接受这个现实。”在当地村庄里面，据贾娅的描述：“我身上的每一寸皮肤都得遮盖起来。我身边都是男人。我试着对他们表现出尊敬，并尽可能少说话。如果要给女性拍照的话，必须事先得到男性的许可。作为一名整天在外面和男性相处，手里拿着笨重的相机，背着巨大背包的女性，我的出现让当地人非常惊奇。我感觉到自己非常脆弱。在那里，作为一名美国女性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只有每天返回宾馆后的独处时间，贾娅才能感受到一丝解脱。“我终于可以喘口气了。卸下背包和摘掉头巾是我在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解脱。然后我就可以做回我自己。我喜欢坐着让自己平静下来。”这一过程和冥想有些相似之处。“我在日记里写下自己的所见、所感、所想。通过写日记，我可以深入自己的感受。我还用网球在自己肩膀和脖子上滚一滚，一边滚，一边回想刚刚结束的一天，任由思绪翻飞。”

在利比亚工作期间，除了在身体和文化上遭受的压力，贾娅每天还面临着大量涌入的信息。“我有大量的数据需要处理——之前见到但却没认真思考的事情、拍摄的照片、采访中听到的故事，等等。开始的时候我也曾焦虑，因为我在回国进行后续宣传之前需要处理的信息太多了。于是我便把这些海量的信息拆分成一项项的小任务，这样我就能感觉到一切皆在自己掌控之中。”记日记的方式在这里也同样有用：“我会写下自己想要记住的事情。”不过，能够真正缓解贾娅身上生活和工作压力的是她拍下的那些照片。“只要浏览一下当天拍摄的照片，我就能感觉到非常平静。我可以对自己的所见进行加工。我总是想从这些照片中找出最完美的画面，寻找不一样的美。在肯尼亚的时候，我拍摄的照片有美如画的风景，有母亲和婴儿互相深情凝望的动人时刻，有孩子们在户外尽情玩耍的惬意。但是，这些画面在利比亚是见不到的。我们看到的是一名医生在一个偏远的山区小镇为整个家庭治疗。当地人眼中流露出的安慰，就是我想要捕捉下来的美。”

当找到自己所寻找的美之后，贾娅对完成任务也充满了信心。每天晚上在宾馆的独处时间让她对身边发生的一切有了控制感，以及对自己情绪的控制感，不必为了第二天需要面对的一切而感到焦虑。“没有那些独处的时间，我肯定坚持不了那么久。”

凯蒂·西莫尼斯（Katie Simonis）的故事也有类似之处。凯蒂在担任美军排长的时候也是通过解决紧张压力的来源从而维持自己的情绪平衡。凯蒂2003年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后来在芝加哥大学获得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2004年，凯蒂被派往阿尔拉希德区（al-Rashid）。她是作为情报官被派往那里的，但是一直想得到指挥作战部队的机会。她讲道：“有一天深夜，在我们当天的汇报结束后，我们旅长上校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告诉我说在第68防化连有一个排长位置的空缺。”

该防化连由男女士兵混编，最开始的任务是在该地区寻找核生化武器，后来被分配执行控制阿尔拉希德附近区域的任务。“因为我们当时正处于作战行动当中，而且第68防化连又是男女混编，所以旅长有权任命自己认为最适合的人填补这一空缺，不论男女或专业。他说，如果我感兴趣的话可以为我安排一次面试。我当然感兴趣了。时至今日，我仍然非常感激旅长当时冒着一定的风险为我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让我可以成长为年轻领导者。”

很快，凯蒂就当上了这支防化连的一名排长。她的排里共有14名士兵，他们都已经参加了5个月的作战行动。当时，她是整个营约1000人里唯一的女排长。该排的任务包括寻找地方迫击炮和火箭弹袭击的来源，以及在“爱尔兰大道”上执行战斗巡逻。“爱尔兰大道”是一条繁忙的交通要道。“我们的基地紧挨着爱尔兰大道。我们的责任区域包括我们北部的部分市区，以及南部的一些贫困农村地区。基地四周的地势开阔，没有遮拦。”每次巡逻都由11名士兵参加，乘坐至少三部车辆，每辆车都至少有一架车载机枪。凯蒂每次巡逻的时候都会亲自操作车载机枪。

凯蒂说自己“作为一名年轻的指挥官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身上的压力”。大部分压力源于战斗巡逻，因为战斗巡逻是美军最危险的任务之一。“我们面临的最大威胁是路边炸弹。”路边炸弹即简易爆炸装置，通常是埋在土路上的炮弹。当有美军车辆驶过路边炸弹位置的时候，附近的叛乱分子就会使用手机等引爆炸弹。那些叛乱分子穿着平民的衣服，往往还混在平民中间。“在巡逻的时候，很难辨别哪些是威胁，哪些又不是。”他们面临的威胁还包括迫击炮弹，有时炮弹会打到美军基地，有时则是针对正在执行巡逻任务的美军士兵。“我们排还担任着快速反应部队的值班，也就是说我们需要24小时保持警戒。每当有车辆陷进泥里或翻车，或者哪里发现了没爆炸的迫击炮弹或火箭弹的时候，我们就得出动。有一次，敌人知道我们正在赶来，当我们赶到的时候就用迫击炮向我们射击。”

然而，对于凯蒂来说，还有许多压力是关于个人的。“我一直意识到自己在排里面经验最少，而且是唯一的女排长。我感觉自己代表了全体女性，因此想证明自己。”作为女排长，凯蒂在基地有自己的房间。用马蒂斯将军的话来说，她用自己的房间来“对未来的决策重新聚焦”。在指挥部队执行作战任务时，作为指挥官的压力难以避免。但是，在自己房间独处的时候，凯蒂通过定义自己领导者身份来解决其他压力来源。她作为领导者的一个特点是愿意问问题。“我既想当一个当家做主的指挥官，又想表现出自己在虚心学习，并不是所有事情都知道。作为新上任的指挥官，我的下属知道我没什么经验。我意识到，他们宁愿自己缺乏经验的指挥官多问一些问题，而不是不懂装懂。”

她另外的一个特点是乐于锻炼和培养手下的士兵。“我后来都会带着一名下士和我一起指挥巡逻。这样，就算巡逻的指挥官发生什么意外，其他人也知道该怎么做。要想得到这样的经历只有带队指挥巡逻。”凯蒂还树立了一个不按照排班表参加巡逻的榜样。“作为指挥官，我们总是感觉自己应该每次都参加。但是我亲眼看到其他排的指挥官因为疲倦而崩溃。不参加巡逻是允许的，指挥官应当做出榜样。我想让我手下的士兵知道，在我看来，定期的休息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首先要让自己休息。既然我可以休息，他们也可以休息。”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凯蒂指挥自己的排完成了100余次战斗巡逻。“我在自己房间里的独处让我有时间和空间去回想刚刚完成的任务，去考虑在接下来的巡逻中需要做出什么调整。专心于将来需要做出的决定让我确信自己尽到了自己最大的能力来降低部队可能遭受的风险。这就降低了我作为指挥官的焦虑感。”

有些时候，就连最优秀的领导者也会失去情感的平衡。领导地位意味着责任，而在举步维艰的逆境当中，责任也会带来情感波动和情绪压力。从这个角度看，责任就像个杠杆，当其一端受到逆境的压力时，就会影响领导者的情绪平衡。当逆境的压力过大或者是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出现，可能就会让领导者一下子失去平衡。就连林肯这样的伟大领导者都被击倒过不止一次。还有些时候，逆境造成的压力是累积式的、一段时间内的紧张压力——一方面是困难造成的压力，一方面是执行中遇到的阻力。直到最终领导者开始失去沉着和冷静。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每位领导者都有自己情绪的极限，偶尔过界没有什么难为情的。优秀的领导者并不是不会失去情绪平衡，而是能及时恢复。

有时候，宣泄是让领导者恢复情绪平衡的最快方法，至少是一个好的开端。在有次失去对情感的控制之后，凯蒂就是通过宣泄恢复了情绪平衡。当凯蒂当上排长后，自己的一位高中好友，同时也是一名海军陆战队士兵，驻扎的地方离她所在的基地约10英里。可是凯蒂当上排长还不到两个星期，就得知这位好友在巡逻时被路边炸弹炸伤，伤势严重。“他回到美国后就伤重不治。他之前还给我发了一封邮件，问我近期会不会路过他所在的区域，这样我们还可以见上一面。得知他去世的消息后，我发了疯似的在自己的收件箱里寻找那封邮件，然而却发现自己从没回复他。对此我感到无以复加的遗憾。”

对于凯蒂来说，得知好友去世的消息正是自己脆弱的时候：她刚当上排长没多久，正准备当天的首次巡逻。于是她决定不参加这次巡逻。“我意识到自己需要时间静一静，于是就给自己请假休息一下。”那天下午，她一直待在自己房间。“我知道，如果花时间消化这个消息的话，就算参加了巡逻，我也不能很好履行自己的职责。”当这次情感的冲击平复下来后，凯蒂又能再次专注于自己作为指挥官的职责。“我清楚地看到，生命是多么宝贵，又是如此脆弱。每次离开营门去执行巡逻任务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失去自己的朋友让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自己作为指挥官冒着怎样的风险。”

眼界也是帮助领导者恢复情绪平衡的好方法。2007年，当帕梅拉·斯利姆（Pamla Slim）的家庭遭遇危机的时候，她就提升了自己的眼界。帕梅拉是畅销书《逃离格子间》（Escape from Cubicle Nation）和《工作的主体》（Body of Work）的作者，同时也在经营自己的高管培训公司——嘉纳斯咨询公司。她和丈夫达里尔（Darryl）以及两个孩子住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梅萨市。

达里尔也有自己的建筑公司，在2007年初还在蒸蒸日上。那时帕梅拉正在写自己的《逃离格子间》，这本书来源于自己离开大公司创业的经历所带来的灵感。然而，当10月份他们的女儿出生后不久，达里尔的公司随美国经济一起开始陷入经营上的困难。帕梅拉说：“几乎一夜之间，建筑项目都没了。达里尔的公司不仅没有收入，还一直在亏损。”雪上加霜的是，达里尔不久前刚扩大了自己公司的规模，引进了新的设备，并因此欠下了债务。“我们对于他的公司的经济责任让我感到恐惧。每天凌晨3点我就会醒来，不知道我们如何才能渡过这一难关。”与此同时，“我还正在写一本关于如何自己创业的书。我觉得这分明就是在骗人”。

帕梅拉认为自己是一个“极为外向”的人，而达里尔则非常内向。在此危机期间，达里尔告诉帕梅拉说：“你需要一些独处的时间。”达里尔来自美国印第安人的纳瓦霍部落，他父亲和帕梅拉分享了纳瓦霍部落的一句谚语：“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坐在土地上。感受自己和大地之间的联系。”

帕梅拉听从了他们的建议。每天清晨，当家里其他人还没醒来之前，帕梅拉就坐在自家房子后面的一块石头上，仰望着东方，看着太阳从迷信山的方向升起。“我感到自己和自然融为了一起。看着远处的山峰，我就在想它们从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在那里了。不管人类社会发生了什么，他们一直矗立在那里。我开始对面临的困境有了清醒的认识。状况并没有我所想的那么糟糕。”

在眼界拓宽之后，帕梅拉说：“我的恐惧开始慢慢消失了。”在恐惧消失后，她的想法也越来越积极。“我认识到我们并不是个例。许多其他建筑公司也在面临同样的困境。我还找回了自己写作的动力，再次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写作当中。”帕梅拉的父亲告诉她，在和达里尔经历了这种困难之后，她应该可以“写出一本更好的书”，并且“更清楚创业的艰辛”。帕梅拉说：“我深以为然。”

“当时的我并没有意识到在那块石头上独处的时间有多么可贵。现在我知道，我从中最大的收获就是一种眼界。”

关于眼界，三英·司尚（Sanyin Siang）也有补充。三英是美国杜克大学K教练领导能力及道德中心的执行主任，还为《赫芬顿邮报》（Huffington Post）撰写关于领导力的文章。“我们在面对失败的时候需要独处。领导者身上肩负的责任越大，风险也就越高，成就也更伟大，既有春风得意的高峰，也有捉襟见肘的低谷。高峰和低谷都是强力的情感刺激。”

三英一直在主张自己提出的“战略思考”。这一过程可以进一步拓展眼界，但并不是用更高的标准来衡量困难，而是将困难化繁为简。正如一直坚持“沉默和独处”的牧师奇普·埃登斯，三英也表示“独处可以让我们审视自己为什么会做出这样或那样的情感反应。战略思考让我们明白哪些是真正重要的，哪些又是让我们分心的事。有时候让我们心烦意乱的事其实并不重要”。

得克萨斯州的德娜·布拉杰是西点军校的毕业生，同时还是六个孩子的母亲。她也在强调这一点。“通过坚持定期的独处，我在自我改正方面做得很好。我能更加专注于重要的事情，不重要的事情就让它们过去。我能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她有个亲戚总是做出简单直接的评论，比如说“你看起来很累”“你的样子糟糕透了”，等等。通过独处，她可以选择对这样的品头论足一笑了之，根本不放在心上。此外，思考还可以让她在重要事情上坚持自己的立场。“如果我和别人争论起来，肯定不是因为一时头脑发热。我之前肯定就把情况已经想好了。我是自己决定要生气。”

三英同时也主张，当领导者享受成功的喜悦时也要进行战略思考，原因有二。一是，“巨大的成功之后，我们的大脑会接受更多的刺激”。就像领导者在逆境的时候可能把情况想得比现实更加糟糕，在成功过后等待荣誉和赞美的领导者也可能把情况想得过于乐观。“通过独处来远离这些外在的刺激，领导者可以保持头脑的清醒。”二是，“离开了思考，对成功的追求有时候只会停留在虚荣心上”。外界的赞美和关注转瞬即逝。领导者如果不能将自己的成功与更为长远的目标联系起来，就会很快感受到空虚。三英回忆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想成为一家全国性出版物的供稿人。当我最终实现这个目标之后，我狂喜了一整天，但这一天过后就感到了空虚。我需要通过思考来认识到自己的目标究竟是什么：一个可以让我发表自己让世界更美好的观点的平台。之前的追逐只不过是出于虚荣心。成功和失败一样，都会带来心烦意乱。”

独处带来的另一个好处是有更多的沉思。无论领导者做得多么好，都有可能会出现让人失望的结果：伤亡、裁员和财政紧缩。富有成效的独处可以让领导者仔细考虑作为领导者需要面对的这些现实，并由此重新调整自己应对已经发生和将来可能发生的情况。（莫扎特的d小调第二十钢琴协奏曲当中也表现了这一过程，从第一乐章的黑暗逆境到第二乐章的壮美明亮。）这一过程在于接受失去是人生中难以避免的一部分。只有接受这一点之后，领导者才可以重新前行。

马蒂斯将军认为独处对于接受领导地位所可能面临的后果非常重要。每次战斗的后果无疑是最为严重的。“暴力对于人的道德面貌有着方方面面的影响。战斗是一种非常原始的经历，可以让我们进入一种逃离不掉的情感状态。这种情感状态并不一定是坏事。有一种经历叫作‘创伤后成长’，指的是从战斗经历走出来可以变得更为平静，更为文雅，更为乐观，对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发自内心地充满感激。”

创伤后成长并不仅限于战斗经历，而且独处可以促进这一过程，因为它可以帮助领导者顺利渡过情感的风浪，最终到达平静的彼岸。马蒂斯将军说：“独处可以起到精神和情感方面的双重效果。在独处时，我们可以沉思，可以将我们被要求做的事，那些机械的行为与我们的人性相协调。这样就可以用更为平衡的方式去执行任务。”

本书的作者之一迈克尔·欧文于2009年从战场返回美国之后，也遭遇了感情上的危机。在那之前的2004年，他在从西点军校毕业两年后曾被派往战场。迈克尔曾是一名情报官，从2006年开始，迈克尔走马上任，指挥一个有25名成员的情报小组，每天带着强烈的目标感工作18个小时。对该地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突然袭击，并直接把行动报告汇报给了负责该地区的两星上将。这次突然袭击代号为“攻城机行动”，于2009年5月实施。美军在这次行动中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以及在黑市价值数亿美元的毒品。“这次行动打了恐怖组织一个措手不及，为海军陆战队争取了喘息的时间，减少了海军陆战队的伤亡。”

但到了6月，迈克尔却接到了让他返回美国到密歇根大学研究生院学习的命令。学业完成后的3年内还要在西点军校教授领导力课程。就这样，在之前的5年内迈克尔一直在外派或是在准备外派，而之后的5年他即将一直待在美国国内了。

这一改变让迈克尔感到了深深的迷茫。“在短短的24小时之内，我就从交战区回到了国内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的家中。我完全没有时间来对这次改变进行消化。”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他和妻子吉纳维芙（Genevieve）搬到了密歇根州的安娜堡市，当时他的妹妹和妹夫乔尼·阿尔戈也在那里。乔尼也是西点军校出身。除了妹妹和妹夫之外，迈克尔在安娜堡再也没有认识的人。月底他作为新生参加了密歇根大学心理学硕士的迎新活动。“我当时觉得自己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其他的学生大多都是23到25岁的年轻人，他们的人生经历和我天差地别。别人将学习的都是关于睡眠、两性关系等，而我学习的却是积极心理学和创伤后成长。我感觉自己像是来自另外一个星球的人。”

迈克尔很快就发现自己的情绪日渐消沉，内心因为战友们在战斗而自己却在大学校园而充满负罪感。“从8月到10月，美军在阿富汗的日子特别难过。美军在坎大哈省的阵亡数字高得吓人，而且大多数是死于路边炸弹袭击。”迈克尔对美军的伤亡感到十分焦躁不安，因为那年春天他已经尽自己所能向新来的军队高层们提醒路边炸弹的危险性。“我曾当面义正词严地警告他们说：‘这里可不是伊拉克。千万不要在坎大哈省驾车行进！在那里必须下车步行。’”

为了缓解自己内心的痛苦，迈克尔尽自己所能在安娜堡为美军的行动出力。几个月之前，戴维·彼得雷乌斯将军曾给他写过一封电子邮件，里面提到自己听说迈克尔接到了回国学习的命令，还表示迈克尔“对战场南部和西部的行动指挥得当”。在结尾的时候，彼得雷乌斯将军说道：“我们不妨尝试一下，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继续参与到美军的行动当中。”迈克尔将自己的精力投入到了这些行动当中，起早贪黑地阅读恐怖组织的各种报告，向良师益友发送成百上千的电子邮件。

2010年1月，迈克尔有了一个想法，那就是联合自己的军人朋友参加明尼苏达州双城马拉松赛来为一家非常著名的退伍军人组织筹集资金。双城马拉松赛定于当年的10月3日举行。迈克尔从全美联系上了约60名朋友和战友来参加。然而令迈克尔大失所望的是，这家退伍军人组织拒绝为参加活动的这些退伍军人购买机票，虽然这些退伍军人也是接受他们资助的对象。迈克尔那时就开始考虑成立自己的非营利性组织来帮助退伍军人。

在那段时间里，迈克尔开始坚持每天在自己住的小镇附近长跑。迈克尔住的街区外就是农村的田野，每天他都会从自己的小区出发，右转沿着土路一直跑，穿过一条小溪上的小桥之后再沿着两旁玉米地跑出去几英里。在那里，除了偶尔的过往车辆，完全是一片寂静。在这片寂静里，迈克尔将自己过往的纷纷扰扰抛之脑后——那些电子邮件、短信和脸书的帖子也都统统暂时放下。

刚开始的时候，迈克尔长跑只是为了准备双城马拉松，但后来长跑有了更多的意义。迈克尔说：“跑步比心理治疗便宜多了。我在跑步的过程当中进行了大量的自我对话。在实际情况当中，在一直接收外界和他人信息的时候，是不可能实现这样的自我对话的。”他想通了，“在接下来的五年当中，我知道自己将会听到战友和认识的人在战场阵亡或者负伤的消息。我自己又不能重返战场去尽自己的努力改变这样的事实。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不如不去想那些我在那里才能做到的事。我应当考虑的是在这里可以帮到什么忙”。

在接下来的几周当中，在玉米地间的小路上长跑的数十个小时里，迈克尔一点一点地充实着关于成立自己的帮助退伍军人的非营利组织的想法。“我们可以把注意力放在马拉松和三项全能运动上，通过这样的方式为回国的退伍军人筹集资金，然后将资金用于与这些退伍军人建立联系。”怀揣着这样一个简单的想法，迈克尔在2010年3月23日向美国国税局递交了自己非营利组织的成立文件，将自己的组织命名为“红白蓝团队”。

然而，还有更多的情感波折在等待着迈克尔。刚开始的时候他的苦恼还仅仅是作为一名非营利组织的创办者所需要面临的自责和困惑：“成立自己的非营利组织，我是不是疯了？”他也遇到了新成立组织往往需要面对的困难。“任何的非营利组织刚成立的一年中，当你试图筹措资金的时候，别人都会对你说：‘这和你有什么关系？没人知道你是谁。这事已经有其他人在做了。’”但和迈克尔在2010年4月感受到的挫折相比，这些都是小巫见大巫。“我试图将自己留在国内的现实合理化所做出的努力全都付诸东流了。我自己在想：‘我能不能申请休学一年，然后也奔赴战场呢？’但是我知道自己不能这样做。我接到的命令是留在国内，而且我的妻子又刚刚生下了我们的第一个孩子。”

6月发生的一件事最终导致迈克尔的情感像火山一样爆发。在安娜堡本地的一家网站上，迈克尔看到了一则新闻：来自隔壁小镇的美军空降救援队上尉乔尔·根茨于6月10日在阿富汗赫尔曼德省的一次行动中牺牲。那时迈克尔的军衔也是上尉。“我虽然从来没见过乔尔，但是却认识很多很多像他一样的人。我目睹了空降救援队为美国陆军特种部队队员冒了多大的风险。”来自于几乎是同一个镇上的同样军衔的年轻人，就这样死在了迈克尔再熟悉不过的地方，而迈克尔自己却在学校学习，这一现实把迈克尔推到了罪恶感的深渊。

在乔尔的追悼会那天，迈克尔穿上了美国陆军的绿军装，驾车驶向了旁边的绿湖镇。到了追悼会现场，他穿着自己的毛料制服、顶着炎炎烈日，满身大汗地站在来客的队伍当中，等着向乔尔的父母致以自己的敬意。“等轮到我上前与他们谈话的时候，时间仿佛都凝固了。我向他们坦白自己并不认识乔尔，但是对他的牺牲感到很难过。”

在开车回家的路上，迈克尔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放声痛哭起来。一回到家，迈克尔就换上鞋出门长跑。“我与其说是在思考，倒不如说是在感受。但是有一个念头在我心里越来越坚定，那就是要让红白蓝团队成为一个可以真正帮助平安回国的退伍军人的非营利组织。”

正如宣泄可以起到净化心情的作用，升华可以将感情上升到积极的层面。那时的迈克尔正在经历心理学当中的升华作用，在跑步当中疯狂地思考如何才能让红白蓝团队步入正轨。他还决定红白蓝团队应当为乔尔举办一次仪式，而且要在密歇根州举办，这样乔尔的家人就可以参加。然而，迈克尔的愈合过程并非一帆风顺。2010年8月，迈克尔从一封电子邮件当中得知自己最坏的设想成了现实：上次和他一起并肩作战的两位最亲密的战友——军士长戴夫·史密斯和上士马克·霍尔伯特——在赫尔曼德省驾车遭遇了路边炸弹袭击。在爆炸当中，戴夫失去了一条胳膊，马克的双腿被炸飞了，正挣扎在死亡线的边缘，虽然活下来的希望很大。

内疚和悲伤成了迈克尔在2010年夏天的主旋律。但是他还是在升华的帮助下逐渐痊愈。在上千个小时的跑步当中，他身边经过的玉米地从上一年留下的玉米秆变成了新栽下的玉米苗，又变成了随风摆动的郁郁葱葱的玉米林。迈克尔的感情也随着玉米地的变化逐渐变得积极。既然他不能在战友们在阿富汗战斗时帮助他们，那么等到他们回家的时候，他一定要尽力相助。终于，迈克尔的内心恢复了平静。在一次跑步的时候他自思自忖：“为了那些在我之后前往战场的战友们，我已经把能做的都做到了。我尽到了自己的职责。”

红白蓝团队的首次亮相就是10月3日举行的双城马拉松赛。成百上千的支持者从全美各地赶来支持他们。10月15日，迈克尔又参加了为纪念乔尔·根茨举办的超级马拉松赛，参赛者轮流高举着美国国旗从密歇根州的庞蒂亚克一直跑到了底特律市中心。从过去的15个月的漫长情感创伤当中，迈克尔收获了自己的成长，还寻找到了帮助数万名战友和朋友的机会。现在，红白蓝团队已经有约14万名成员，在美国各地有200多家分会。

迈克尔说：“外人都会告诉你为什么应当对自己的行为感觉好一点。但是，真正做到这一点只有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