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心平静的指挥官在战场上才更为强大。”

——詹姆斯·马蒂斯将军

在风暴过后收拾残局是一回事,在风暴正在肆虐、后果尚未可知时奋力前行又是另外一回事。在危机时掌控全局与在危机过后收拾残局所面临的挑战不尽相同。在危机时,领导者首先要面对的并不是已经发生的苦恼,而是可能发生的恐惧。除了自己的恐惧,领导者还要面对身边人和下属的恐惧。有些下属还会在忙中添乱,为领导者徒增烦恼。当危机愈演愈烈的时候,领导者会清晰地感受到冲击和震动。而当领导者在危机当中摸索前进的时候,身上的责任比其他任何时候都要沉重。

越是这样的时刻,领导者越会感到孤单,但又越难获得独处的时间。海上航行遭遇狂风的时候,领导者不能躲在船舱里享受些许的安宁,而要在驾驶室掌舵。领导者应当努力保持一定的超然,既不能被身边人的情绪感染,也不能受危机影响,而是得沉着冷静地观察思考。而且,领导者的注意力应当专注在需要做出的决定上,而不是去考虑如果决定错误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这种超然和专注可以让领导者尽量在危机当中保持独立,并且能抵抗身边人情绪波动的影响。此时此刻的领导者,必须从自己的内心汲取力量。

所有的危机都有结束的时刻。在危机当中保持住自己情绪平衡的领导者也会为自己的临危不乱付出代价。所有的力量都已经用在了危机当中,领导者现在面临着危机时所积攒下来的亟待排解的压力。在这些没有排解的压力下,领导者首先想到的就是不愿再有这样的经历。这是一种健康的情绪,因为危机应当尽可能地避免。但是应对危机也是领导者责任的一部分,如果领导者一直试图躲避危机,反而可能会影响自己的判断力。因此,领导者必须将之前积累的压力释放掉,也就是说必须寻找独处的机会。

1864年5月,莽原战役期间的格兰特就是这样利用独处的。这是格兰特第一次指挥波托马克军团与罗伯特·李将军的部队交战。从许多角度来看,格兰特面临的战况并不比胡克在前一年的战事要好一些,但是,与胡克通过装腔作势来释放情绪相比,格兰特则是寻求独处。最终,格兰特保持了自己的情绪平衡。

就连禁欲主义的斯多葛学派哲学家也有自己情感的极限。据各方面所说,尤利西斯·格兰特——他在1864年3月刚被擢升为联邦军的陆军总司令——是一位含蓄的领导者。有人曾写道,格兰特“在自己手下面前尽量少说少做”。还有人打趣道,格兰特“可以用好几种语言沉默”。格兰特的军事秘书亚当·巴多曾将格兰特与谢尔曼进行过对比:“格兰特要冷静100倍。格兰特脸上的表情总是特别冷静,让人难以捉摸。”这一对比当中的谢尔曼可以换成其他许多将军。

联邦军的一名士兵在维克斯堡战役期间写道:“格兰特将军和麦克勒兰德截然不同,他不会像麦克勒兰德那样借手下的烟来点烟,也不会打听队列最整齐的那个连属于哪个团……格兰特将军没有那些废话,没有那么多感情,他就像一个普通的商人一样,眼里只有一个目标:在最短的时间内让自己的部队过河。”格兰特的外表也非常务实,他经常穿着普通士兵的军装,扣子也不系,旧的骑兵裤扎在满是泥泞的军靴里面。

一名维克斯堡战役期间在格兰特手下工作的医生写道,格兰特“非常平易近人”,而且当新兵看到格兰特的时候都不敢相信这就是他们的指挥官。在莽原战役的一次间歇,当格兰特在指挥部外面的土路上散步时,一个牧牛人赶着自己的牛群从对面走来。其中一头牛离开了牛群向格兰特走来,牧牛人看到后喊道:“哎,陌生人,帮我拦下那家伙,行吗?”身为陆军总司令的格兰特将军面色不改地上前两步,挥起手冲那头牛大喊,把牛赶回了牛群。然后格兰特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接着散步。

然而,格兰特的言谈举止虽然普通,内心的激烈程度却极不平凡。谢尔曼写道,格兰特“能记住最微小的细节,看得到所有的方面”。一名士兵说格兰特“了解手下的每一个团,甚至是每门大炮”。格兰特骑马从行军队伍旁经过,看起来像是一名无关紧要的观察员,但是他能看到并注意到所有的细节。格兰特的秘书巴多写道:“当战斗打响的时候,他就像醒来的狮身人面像一样。这时候他看起来还是那么镇静,但是他的语速飞快,思维敏捷,决策果断,所言即是命令。他整个人都变得非常兴奋,仿佛热血都沸腾了。”

即使在独处时,格兰特也表现得很兴奋。在维克斯堡战役期间,格兰特曾一直被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所困扰:约3.5万人的联盟军占据着密西西比河边峭壁上的一座城堡,并且用强大的火力向下封锁了河面。只要城堡还在南方叛军手里,密西西比河就将一直被分割为两半,北方来的船只就不能抵达联邦军在1862年刚刚攻下的新奥尔良。格兰特的任务从1862年底就开始了,那就是攻下这座城堡,打通河运的通道。

1863年3月之前,格兰特指挥4.7万人的部队已经尝试了7种不同的作战计划:开凿运河、派遣满载人员的船只越过沼泽地沿支流而上等等。他所做的一切就是想办法让自己的部队从河的西边开进到东边,然后就可以从城堡后方的陆地上发起进攻。可是,每个计划都以失败告终。到了这般境地,格兰特就像其他吃了败仗的联邦将军一样,面临着华盛顿政府以及媒体要他下台的呼声。

然后,格兰特把自己关在指挥舰“马格诺利娅号”上原来的女士船舱里,试图仅凭自己想出新的作战方案。在那个船舱里,格兰特每个夜晚都要在自己的桃花心木办公桌旁独处好几个小时。他凝视着地图,一支接一支地抽雪茄,“全神贯注,对外界的事情毫不理会”。格兰特全神贯注到了什么程度呢?他从旁边桌子拿文件或是地图的时候甚至都懒得起身。在此期间,格兰特从未和任何人讨论过自己的想法。

最终,一天深夜,格兰特最为得力的一名助理詹姆斯·迈克弗森(James McPherson)在格兰特烟雾缭绕的房间里对他坦白地说道:“将军,这样下去可不行。您这是在伤害自己的身体。您应该和我们喝几杯酒,暂时抛却心头的烦恼。”格兰特抬起头,说威士忌并不能解决问题。格兰特说,如果迈克弗森想帮忙的话,可以“给他送来一打雪茄,然后就让他一个人待着”。

最终,格兰特提出了一份计划,但是这份计划实在是太过冒险,他身边几乎所有的助理都奉劝他不要这么做。联邦军的装甲舰——上面包着厚厚的装甲,载着威力巨大的舰炮——已经试图强行闯过维克斯堡的炮火封锁,结果却狼狈收场。现在格兰特提出再试一次,不过这次是晚上。但是河的对岸满是联盟军的哨兵,一旦发现情况,他们就会把整堆整堆的干稻草点燃,将晚上的河边照亮得像白昼一样。

更有甚者,格兰特还打算出动所有的装甲舰,以及所有的运输船。要知道,运输船的防护非常薄弱,一发炮弹就能轻易地将其打穿。与此同时,格兰特的陆军将向南在泥泞的沼泽地里行军40英里抵达新迦太基,在那里乘船渡河,然后打到河东岸的陆地上。然后,格兰特的军队还要转头向北,朝着维克斯堡方向行军,沿途没有任何能够提供补给的地方,只能想办法就地解决。历史上没有任何如此大规模的部队采取这样的行动。在整个行动期间,格兰特还将面对数量未知,甚至可能和自己部队数量相当的敌人。而且敌人既有内线作战的补给线,又有百姓的支持,格兰特部队的一举一动都将被敌人了若指掌。

谢尔曼更是将格兰特的计划看作是“本场战争乃至所有战争当中最为铤而走险,乃至毫无希望的行动之一”。确实,谢尔曼认为这项作战计划简直一点都不符合军事常识,与所有的作战理念相悖。4月16日,就在装甲舰队动身之前,谢尔曼给自己的妻子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对这场行动的结果感到不寒而栗。”装甲舰队的指挥官戴维·波特(David Porter)虽然勇于做这样的尝试,但他也表示这已经是孤注一掷的尝试了。他对格兰特说,如果装甲舰遭受到敌人的炮击,“我们没有希望”再把它们开回来。

然而,尽管该项计划如此冒险,尽管它不符合西点军校的许多作战原则,但是付诸实施后,该计划成为美国内战期间交战双方所有的军事行动中最为绝妙的一次计划。最终维克斯堡在7月4日被联邦军攻占,巩固了格兰特作为联邦军首屈一指的将军的地位,更重要的是,也巩固了他在林肯心目中的地位。格兰特的作战计划是充满想象力的天才之作,尽管不符合当时的传统观念。就这点而言,格兰特的创造性和50年后的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后者提出大起义的概念时同样不为当时人们所接受。尽管两人都利用了独处的时间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但是他们的方式却有些许的不同。

劳伦斯像又在他之后50年的简·古多尔一样,运用独处的时间来找回自己的直觉,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在他的意识深处慢慢渗透的深刻见解终于在帐篷里的宁静当中浮出脑海。(看来帐篷是个对提升直觉有帮助的地方,古多尔也在帐篷里住过。)反观格兰特,他的独处时间是用来进行艰辛的分析工作,先是有一个思考数月的大致想法——“我认为我们的部队只有兵临城下,才能有用武之地”——然后就是通过研究文件和地图细节将大致的想法变得具体(同时也更为激进)。但是两人实现创造性突破的关键却是一致的:在独处的时候,他们都看到了自己之前的想法哪些地方是被常规思维所引导的,然后再由此进行突破。

第二年的春天,格兰特更是将独处运用到了战斗期间,这次是为了维持自己的情绪平衡。当时的格兰特身为联邦军的陆军总司令,总部却设在当年与波托马克军团交战的战场上,因此是战场上联邦军的实际指挥官。1864年5月4日,格兰特准备重走一遍在一年前让罗伯特·李将军取得个人最为辉煌胜利的那一条路。1863年5月,约瑟夫·胡克指挥着格兰特此时指挥的军队,在弗吉尼亚州钱斯勒斯维尔附近渡过拉帕汉诺克河,直捣罗伯特·李的后方。人送绰号“好战的乔”的胡克身上有许多与格兰特截然相反的特点:金色的头发,风度翩翩、自负满满,而且还总是夸下海口。

胡克当上指挥官两天后,林肯就给他写信责备他夸下的海口。然而,一接触到罗伯特·李的部队,胡克夸海口的劲头就烟消云散了。胡克发起的第一次攻击打了罗伯特·李在弗吉尼亚州北部的部队一个措手不及。当时罗伯特·李的兵力分成了两部分,其间隔着将近16英里。但是罗伯特·李还是坚持到把部队合在了一起,接着“石墙”托马斯·杰克逊对胡克的军队发起了突袭,席卷了胡克的右翼。对于罗伯特·李来说,这或许称得上是他军事生涯最为光辉的一页。胡克则被战场上的混乱状态吓呆了,在作为指挥总部的钱斯勒斯维尔庄园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白色的柱子发呆,任凭联盟军的炮弹从头顶呼啸而过。

最终,胡克的部队灰头土脸地向北撤退。这两支部队直到葛底斯堡战役才再次相遇,只不过这时,胡克早已不是联邦军的指挥官了。

现在格兰特正在沿着同样的路线接近同样的对手。一年之前,正是在这片战场上,胡克彻底地丧失了自己的勇气。1864年5月4日中午,格兰特率部队渡过了拉皮丹河(Rapidan River)。与胡克一样,在此之前格兰特从未与罗伯特·李交手过。格兰特的部队有约11万之众,罗伯特·李的部队则是6.5万。渡过拉皮丹河之后,格兰特的部队需要经过一片树林茂密、灌木丛生的莽原,而且罗伯特·李对这片地形特别熟悉。不仅如此,在茂密的森林里,格兰特掌握自己部队举动的能力也将大打折扣。因此,格兰特打算在5月4日带领部队快速通过莽原,以期在较为开阔的地方与罗伯特·李的部队交战。

然而该计划并没有实现。格兰特的部队是顺着日耳曼纳福特(Germanna Ford)路向东南方穿越莽原。当部队抵达森林的正中心时,发现南方叛军正沿着奥林奇公路(Orange Turnpike)由西南向东北朝日耳曼纳福特路赶来。这两条路的交汇点在莽原酒馆(Wilderness Tavern),经过前一年战火的洗礼,现在这家酒馆已经是荒废不堪,摇摇欲坠。(“石墙”杰克逊被截下来的胳膊就埋在这里。)此时的格兰特可以让部队继续前进,这样就可以使部队经过莽原。但这样,跟在队伍后面的长长的补给车辆队伍将难免遭受联盟军的袭击。于是,格兰特传令当天下午暂停行军,让后面的补给车辆赶上来。

当天晚上,格兰特睡得很踏实,但是他手底下的许多将士则是在提心吊胆当中度过的,尤其是那些参加了前一年战斗的将士们。在黑暗的森林里,他们感觉到“一种难以摆脱的不祥恐惧”。随处可见人的头骨,以及“因为去年冬天的雨水的冲刷,而从浅浅的坟墓中露出来的穿着腐烂军装的骷髅”,这些更是加重了将士们的恐惧心理。

格兰特认为,罗伯特·李可能会将大部队布置到莽原西边原先的防御工事里,这些防御工事就像那些浅浅的墓坑一样,都是一年前就已经准备好了的。然而,第二天拂晓,格兰特手下的士兵惊奇地发现,迪克·尤厄尔(Dick Ewell)指挥的联盟军第二军团正沿着奥林奇公路两侧掘壕待战。离这最近的是格兰特的第五军团,由高佛勒·沃伦(Gouverneur K.Warren)指挥。格兰特的反应咄咄逼人,下令:“一旦出现任何猛攻罗伯特·李部队的机会,不要犹豫,立即进攻,不要给敌人部署的时间。”

上午10点,格兰特骑马赶到前线,当时双方的局势已经逐渐明朗。联盟军的另一支劲旅——罗伯特·李的第三军团,由好战的安布罗斯·鲍威尔·希尔(A. P. Hill)指挥——正在沿着与奥林奇公路平行的奥林奇栈道赶来。由此,沃伦的第五军团面临的将是由罗伯特·李2/3的兵力所组成的延续战线。波托马克军团名义上的指挥官是乔治·米徳,现在他甘愿担当陆军总司令格兰特的副指挥官。米徳已经感到了惊惶不安,因为按他之前的预想,南方叛军仅仅是想延缓联邦军队的行军,而不是决一死战。可是看来,罗伯特·李正是打算在这里与联邦军队决战。糟糕的是,格兰特的部队有2/3还没进入阵地。

在此关头,“格兰特冷静地接过指挥”,他轻轻地安慰米德说,如果罗伯特·李想在莽原交战的话,“没关系”。格兰特命令手下的第二军团快速出动,打击希尔人数较少的部队。第二军团是格兰特手下最大的一个军团,由温菲尔德·斯科特·汉考克(Winfield Scott Hancock)指挥。汉考克在格兰特眼中是整个联邦军队中最优秀的军团指挥官,他之前在率部抵挡皮科特冲锋时曾严重受伤。然后,格兰特和米德骑马返回了前线后方一英里处的一片草地,那里的参谋人员正在搭建帐篷,以作为临时的指挥总部。

赶到那里之后,“格兰特找了一个树桩坐下,从军装口袋里又掏出一支雪茄(每天开始的时候,格兰特都会将20支雪茄分放在自己军装全身的各个口袋里),然后泰然自若地坐在那里,笼罩在烟雾缭绕当中”。格兰特独自坐在那里,一边考虑马上要做出的调遣和决策,一边掏出自己的小刀,从地上拾起一根树枝削了起来。通过这一简单的举动,格兰特给自己创造了专注的空间,可以尽自己所能专心思考。

下午3时左右,汉考克的第二军团战况喜人,但格兰特的一名助手霍勒斯·波特(Horace Porter)急匆匆地跑回指挥总部,给格兰特带来了一个悲伤的消息:格兰特的挚友亚历山大·海斯(Alexander Hays)准将在率部冲锋时头部中弹。波特写道:“格兰特将军绝不是会将感情外露的人,但是当时可以明显看出来他受到了触动。他当时坐在地上,背靠着树,仍然在削手里的松树枝。”格兰特在整理自己的思绪——此时身边虽然有人,但仍然是独处——一言不发地坐了一会儿,然后才开口谈论起自己的这位老朋友,但是每讲一句话都要停顿一下,以平复自己的心情。汉考克当天差一点就彻底击溃希尔,可惜当夜晚将临时,战斗仍未结束。

格兰特对5月6日的计划非常简单: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增援汉考克,击垮罗伯特·李的右翼。罗伯特·李的右翼一旦被击溃,整支部队便成了格兰特的囊中物。天一拂晓,一切似乎都在按计划进行。希尔的部队开始溃退,汉考克向后方报告说“我们正在乘胜追击”。但是,罗伯特·李还有一个军团正在赶来的路上,由他最信任的詹姆斯·朗斯特里特(James Longstreet)指挥。

朗斯特里特率领部队在24小时内奔行32英里赶到战场。对于联盟军来说,他的到来正是时候。当时,子弹已经在罗伯特·李的头上飞过了,而罗伯特·李正骑着自己惹眼的白色战马“旅行者”,几近绝望地拉拢自己的部队。罗伯特·李通常都是庄重沉默的典范,但是当这次看到赶来的增援部队时还是“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在马镫上高高站起,挥舞着手中的宽边帽子。

朗斯特里特赶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罗伯特·李劝到后方去。他后来回忆道,罗伯特·李当时因为狂喜“都坐不稳了”。然后,朗斯特里特指挥自己的得克萨斯军团列成严密的队形,然后径直插入汉考克的部队。到了上午9点,汉考克的部队撤回到了追击前的位置。到了10点,联邦军队开始像流水一样经过格兰特的临时指挥部向后方撤退,这让指挥所里的参谋人员乱作一团。

然而,当其他所有人都丧失理智的时候,格兰特并没有。有目击者后来说道,格兰特当时继续“平静、条理清楚地下达命令,从他身上看不出一丝紧张不安的迹象”。这也得到了另一位目击者的证实,格兰特“像往常一样飞速地将部队调往战线上的几个关键位置”。就在这时候,联盟军的几发炮弹在附近爆炸,格兰特站起身,吸了一口雪茄,观察了一下情况,然后又坐回了自己的位置。一位参谋军官向格兰特建议将指挥所向后方撤退。格兰特没有起身,手中削树枝的动作停了一下,打量了一下这名军官,然后安静地答道:“我觉得不如派些炮兵来守卫现在的位置。”然后他又接着削了起来。

但是很快格兰特就开始面临真正棘手的问题。汉考克部队撤退的混乱将自己的左翼暴露了,正如一年前胡克部队在钱斯勒斯维尔战役中暴露的右翼一样。一年前,胡克部队暴露的右翼直接决定了战役的胜负。朗斯特里特很快发现了汉考克部队右翼的缺口,并派5000人上前包抄。此举让联邦军队陷入了恐慌。一位联邦士兵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我们的阵型被打乱,大家像四散的羊群一样逃命。”紧接着,朗斯特里特将剩余的部队派上前发起正面冲击,打散了汉考克四个师中的两个。

然而,正当联邦军队面临被瓦解击溃的危险时,朗斯特里特在混乱中被自己士兵击中误伤,正如一年前“石墙”杰克逊冲击胡克部队右翼时也是被自己手下误伤,而且两次位置仅仅隔了四英里。(朗斯特里特活了下来,杰克逊没有。)汉考克赶紧趁机发了疯似的整顿自己的队伍。队伍刚整顿好,罗伯特·李的全力一击就来了,这次几乎是重复了前一年的皮科特冲锋,只不过规模小了一些。这次的结果与上次一样:汉考克守住了自己的战线。

接下来,还有更为棘手的问题在等着格兰特。原来,格兰特部队在战场上的右翼其实也暴露了。格兰特的右翼是由一向牢靠的约翰·塞奇威克(John Sedgwick)所指挥的第六军团防守的,该军团在格兰特部队渡过拉皮丹河的位置附近掘壕据守。罗伯特·李在此方向的指挥官尤厄尔因为胆小怕事而一直没能利用格兰特的这一弱点。但是,当天下午罗伯特·李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下令攻击。

下午6时,罗伯特·李的部队迎面与塞奇威克的侧翼短兵相接,将之击退了一英里,切断了格兰特向拉皮丹河的退路。一个小时后,两位慌慌张张的参谋骑马从右翼向指挥总部报告,称联邦军的右翼已经彻底完蛋了。米德对他们大发雷霆,又让他们驰马而去。不久,一位准将也从同样的方向骑马过来,并且带来了相似的消息。这位准将对格兰特说道:“现在的局势已经非常危急了。根据以往的经验,我对李的战法非常熟悉。他一定会用全部兵力将我们与拉皮丹河隔开,并切断我们部队之间的通讯。”

听到这里,格兰特终于失去了耐心。他从树桩上起身,取下嘴里叼着的雪茄,转身对这位准将说:“噢,我真心受够了,总是听到李下一步的可能计划。我看,你们有些人总是以为李可以突然来两个后空翻,同时攻击我们的后方部队以及两翼。回到你的指挥位置上去,考虑我们自己接下来怎么办,而不是去揣测李要打算怎么着。”

然而,不利的消息接连不断地从右翼传来。格兰特手下的参谋长约翰·罗林斯(John Rawlins),同时也是他身边的守卫,在几个小时后和一位朋友说道:“接连到达的军官们带来了越来越多的细节,很快证实,格兰特将军当时正面临着一生当中最大的危机。”最终,夜幕降临后,有消息传来说塞奇威克重整并且守住了自己的防线。格兰特的部队至少暂时还是安全的。

当两翼部队都暂时脱离了危险,并且当天的战斗已经结束了之后,格兰特才显示出来自己在这一天当中曾承受着多么大的压力。格兰特这次的情感释放是通过慎重的独处,与维克斯堡战役期间的独处时光虽然不同,但同样有着激烈的情绪。一年前,胡克的意志被击垮了,从而部队也惨遭失败。在刚刚过去的两天当中,格兰特面临的困难比胡克之前要险峻得多:格兰特部队的伤亡达17666人,比胡克部队的伤亡要惨重,并且格兰特的两翼部队都暴露在了敌人面前,而胡克只有一翼。格兰特一边坐在树桩上削树枝,一边默默承受着战事的紧张压力,还要忍受失去一生挚友海斯的痛苦,但仍然“言语间没有一丝怀疑,没有半点泄气”。等到危险已经过去,格兰特才允许自己展现出脆弱的一面。

而正如谢尔比·福特(Shelby Foote)所言,即使到了这时候,格兰特“也体现了自己独特的慎重和冷静”。仅有两名军官看到了格兰特情感的释放,他们分别是罗林斯和另一位格兰特的亲信军官小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美国第六任总统的孙子、第二任总统的曾孙)。罗林斯说:“当所有应当采取的措施都交代清楚后,格兰特回到自己的帐篷中,脸朝下趴在行军床上,让情绪尽情地释放。”罗林斯说自己“从未见过格兰特有如此大的情感波动”,并认为“毫无疑问他的灵魂深处都被触动了”。小查尔斯·亚当斯的叙述则言简意赅:“我一生当中从没见过有人如此激动。”

格兰特知道自己情感的极限在哪里,也知道自己在和罗伯特·李惊心动魄的第一次遭遇当中越过了这一极限。这倒不是说他失去了对自己情感的控制,相反,他情感释放的时机和谨慎的方式都说明他一直保持住了对自我的控制。正如前一年的夏天当林肯得知罗伯特·李的逃脱一样,格兰特深知自己内心的躁动会威胁到自己作为领导者的执行力。(林肯的哭泣是出于悲痛,而格兰特则是为了释放压力。)

格兰特也知道,内心的躁动早晚会迸发,如果不是在自己的帐篷里,就有可能是在事关整支军队存亡的决策时。而按历史经验来看,最有可能的决策就是像之前与罗伯特·李交手的将军们一样,将难以忍受的压力用另一种方式释放——向北撤退。但是格兰特通过独处的时间坚定了自己的方向。

格兰特的独处也感染到了手下人。当天深夜,当指挥总部的其他人都已经上床睡去之后,格兰特仍然独自坐在篝火旁。在另外一个帐篷里,被格兰特带到身边圈子的记者希尔维纳斯·卡德瓦拉德(Sylvanus Cadwallader)久久难以成眠。前两天的战事深深动摇了卡德瓦拉德对联邦军队的信心。他后来写道:“我满脑子充斥着悲观的念头。我们经历了两天惨烈的战斗,但却乏善可陈。从交战双方的伤亡对比来看,联邦军队损失惨重。我们被迫在李将军选择的战场上与他交战,伤亡比最乐观的估计也要2∶1……两天的战斗过去了,我们在战场上却仍未取得像样的战果。”

卡德瓦拉德对格兰特的信心也动摇了。“在漫长得像几个小时的几分钟里,我在与格兰特将军亲密并且互相信任的相处中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怀疑自己对他的信心是否经得起推敲。本来我对他的信心由来已久,且毫无保留地支持他。我跟随格兰特将军经历了塔拉哈奇(Tallahatchie)行军、维克斯堡战役、查塔努加(Chattanooga)战役,现在又随他来到了莽原的黑暗茂密的丛林。但是我这一路跟随是不是就是为了等到他吃败仗被赶下台的这一天呢?波托马克军团的历任指挥官还没人能摆脱这最终的厄运。”

辗转难眠的卡德瓦拉德最终起身步出帐篷。“我不经意间向右一瞥,正好看到格兰特将军坐在篝火余烬另一头的行军椅上。他的帽子盖在脸上,蓝色旧军装的高领翻到耳朵上,一条腿跷在另一条腿的膝盖上,眼睛盯着眼前的余烬。我都以为他已经半睡半醒了。”但是格兰特还是注意到了卡德瓦拉德,然后在椅子里直起身,和他“轻松谈论了一些无关的事情”。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两人都没有提起前两天的战事。最终,卡德瓦拉德说已经很晚了,他们两个人都应该睡上一会儿,并说格兰特“应当尽量多休息,这也是职责所在”。格兰特“笑着同意了”,站起身,轻描淡写地提到“李将军前两天可没让我们好过”。然后格兰特就步入了自己的帐篷。

当时的卡德瓦拉德才意识到格兰特从来没表达过自己的绝望,哪怕是一点点。格兰特所有的绝望都释放在了自己的帐篷里。卡德瓦拉德写道:“在我一生当中,那是我最为拨云见日的时刻。”

第二天,格兰特手下的将士也迎来了拨云见日的时刻。当他们已经做好了灰溜溜向北撤退的准备的时候,他们接到了向南前进的命令。格兰特通过独处重整了自己的信心,现在他又重整了部队的信心。将士们虽然已经疲惫不堪,但是当格兰特骑马经过的时候还是发出欢呼声,将帽子扔到空中,并欢快地围住他。其中有人回忆道:“我们的士气高涨起来。我们欢快地行军,士兵们唱起了歌……当天晚上我们都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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