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克服一切阻碍的力量

“因此，我将首先说出最不受欢迎、最令人讨厌的事情。”

——温斯顿·丘吉尔，1938年10月5日

要想获得道义勇气，领导者必须愿意做出牺牲。有时这样的牺牲并不严重：在某些人眼中的声誉受损，被人怀疑自己的观点，之前与他人构筑的良好关系变得尴尬。有时的牺牲则很严重：由广受欢迎到遭受排斥，某些群体当中弥漫的愤怒，自己的判断力甚至品德都遭受非议。然而，还有更为严重的牺牲：丢掉工作，重要关系的断绝，人身遭到威胁。

这些后果，即使不是严重的后果，也会打消许多人坚持认为自己正确的念头。然而，有的时候这样的后果值得承受，因为另外的选择可能会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优先次序颠倒，组织遭受损害，道德的完整性被破坏。坚持自己首要原则的领导者会在这样的情形下清晰地认识到自己所坚持的目标比受欢迎度、人际关系甚至职业成功都更为重要。

善于思考的领导者还可以意识到，他并不是一个人在坚持。他可以将自己所面临的形势与前任领导者曾面临的同样甚至更为严重的局势相比较，然后试图效仿。或者他可以以一位尊敬的亲人或朋友，或者遭受他自己从未面临过的残疾或者困难的人为榜样。这些力量的源泉可以让领导者坚定自己的内心和信念，无论批评者如何反对，他们都会做出自己应有的决策。

1938年9月30日，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在结束慕尼黑会议后返回英国，他对阿道夫·希特勒提出的一切关于捷克斯洛伐克的要求做出了让步，而张伯伦的国民们把他当作英雄来迎接。在几周之前，欧洲已经到了另一场世界大战的边缘。但是张伯伦签署的《慕尼黑协定》将自己的国家从战争的悬崖边拉了回来——至少张伯伦和大多数英国人是这么认为的。

在危机解除的时候，张伯伦乘坐的飞机于9月29日早上降落在伦敦外的赫斯顿机场，他被迎接他的群众的规模和热情给惊呆了。张伯伦挥舞着那张希特勒签字的协定，迎接他的是群众的欢呼和“善良的老内维尔”呼声。一位皇家信使带来了国王的手谕，邀请张伯伦到白金汉宫，“同时，这封信向你表示最热烈的欢迎，由于你的耐心和决心，你赢得了整个帝国同胞们的永恒感激”。

张伯伦后来写道：“甚至报纸上的描述也并不能使人想象出在我从赫斯顿机场乘车前往白金汉宫途中的场面。从头到尾，人们都夹道欢迎，各个阶层的人喊得嗓子都哑了，有人跳在汽车的踏脚板上，靠着车窗，向车里伸出了他们的手，想要同我握一握。”张伯伦还写到“唐宁街的盛况空前”，他打开唐宁街10号首相官邸楼上的一扇窗户，向楼下的群众喊道：“我的好朋友们，这在我国历史上是第二次从德国带着体面的和平回到唐宁街。我相信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另一位日记作者，受人尊敬的议院议员利奥·埃默里（Leo Amery）总结道：“当时，避免世界大战的喜悦压倒了一切，内维尔由此成了国家英雄，乃至世界英雄。”

然而，仅仅6天后的1938年10月5日，温斯顿·丘吉尔在英国下议院站起来讲道：“因此，我将首先说出最不受欢迎、最令人讨厌的事情。我将首先说出大家想要忽视但却不得不被指出的事情，那就是我们遭受了完全的、彻底的失败。”他又接着说道，“我们正面临着降临到大不列颠和法国的一级灾难威胁。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丘吉尔的此次演讲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他的道义勇气，因为他明知道自己这样做会招致诽谤。确实，迎接他的演讲的是“粗鲁”和“胡说”的呼声。和丘吉尔持同样观点的议员都不想让自己被丘吉尔牵连。就连在丘吉尔此番演讲之前一直是他的坚定支持者的埃坪区的一些选民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活动以剥夺他的席位。总而言之，不管怎么看，这次演讲就是一场政治上的自杀。

要想理解为什么丘吉尔会做出此番关于《慕尼黑协定》的演讲，就必须回顾之前的一系列事件。1938年3月，当希特勒实施自己“德奥合并”（Anschluss）计划——吞并主权国家奥地利——时，英法两国不顾奥地利勇敢的总理库尔特·冯·舒施尼格（Kurt von Schuschnigg）和大多数奥地利公民的明确反抗，选择了袖手旁观。接着希特勒便把目光投向了捷克斯洛伐克。

捷克斯洛伐克位于欧洲的中心，堪称民主和宽容的典范。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的民族包括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斯洛伐克人和捷克人。当时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者是总统爱德华·贝奈斯（Edvard Beneš）。对于希特勒来说，这些都是吞并捷克斯洛伐克的不利因素。更为不利的因素是捷克斯洛伐克国内还有日耳曼人，他们大多数居住在多山的苏台德地区（Sudetenland），该地区在捷克斯洛伐克西北部与德国接壤，戒备森严。这一地区易守难攻的地形和强大的捷克军队都是希特勒偷袭侵略捷克斯洛伐克的“绿色方案”（Fall Gr ü n）的巨大障碍。

于是，希特勒指示纳粹德国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第五纵队”煽动骚乱，挑起事端，制造日耳曼人受到捷克斯洛伐克不公正待遇的假象。骚乱在1938年的春夏不断升级，最终在9月份达到了高潮。那时苏台德地区有褐衫党（纳粹党徒身穿褐色制服，因此被称作褐衫党）掀起的暴乱，德国柏林的各家报纸耸人听闻的大标题。丘吉尔清晰地意识到这一切都和六个月前发生在奥地利的情况一样。与此同时，数十万德国军队被部署到了与捷克的边境上。

现在差不多到了内维尔·张伯伦实施自己“Z计划”的时候。在张伯伦看来，要想获得欧洲的稳定，所要做的并不是西方民主国家扩充军备，也不是更为坚定、更为明确地抵抗纳粹侵略，而是张伯伦所谓的“张伯伦手法”。1938年9月12日，希特勒在纽伦堡的演说慷慨激昂地抨击了“犹太阴谋者”和“罪恶的”捷克斯洛伐克，要求捷政府给苏台德日耳曼人以“公平待遇”。不照办，德国就设法让它一定办到。

9月13日，张伯伦认为是时候施展个人外交了。他当天给希特勒发了一封电报，建议举行会谈，并表示自己第二天上午就可以动身前往德国。虽然此举让希特勒有些困惑，但后者还是同意了。张伯伦9月15日飞往德国，在下飞机的时候还无意间检阅了党卫军骷髅师的一支部队，然后乘火车前往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去与希特勒会面。在简短的客套之后，希特勒一直坚持苏台德地区应当“回到德国的怀抱”，并简称自己“准备宁愿冒触发世界大战的风险，也不想再拖下去”。张伯伦几乎无言以对。

然后希特勒话锋一转，提出和平的解决方式仍然可能，只要英国同意苏台德地区按照“民族自决”的原则得到“解放”。这对于张伯伦来说是很好的条件了，因为他曾表示自己不在乎“苏台德地区是在德意志之内还是之外”。张伯伦表示将回国向内阁报告，并“争取他们通过他的个人观点”。希特勒表示同意，两人还同意在下一周继续会面。

张伯伦回国后将此事报告给了内阁会议，后者在一定阻挠之后同意了张伯伦的建议，即将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9月22日，张伯伦飞往德国与希特勒在哥德斯堡（Godesburg）会面，将该消息告诉了希特勒。出乎张伯伦意料的是，希特勒宣布贝希特斯加登会面期间商讨的边境线“不可能接受”，因为希特勒决定提高自己的要求：他表示在德国控制苏台德地区之前没有时间进行民族自治流程。

第二天，希特勒交给张伯伦一份“备忘录”，要求捷克斯洛伐克不晚于9月28日——五天之后——在苏台德地区撤军，并由德军于9月26日开始占领该地区。张伯伦起身告辞。希特勒马上提出“让步”，并称之前从没有人让他做出让步。可以多给捷克斯洛伐克三天时间，在10月1日前从苏台德地区撤军。张伯伦再次感到满意，与“元首”（F ührer）亲切告别。

在此期间，捷克斯洛伐克开始动员，加强了苏台德地区边境的军事防御。9月24日，捷克斯洛伐克拒绝了希特勒提出的条件。两天后，希特勒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捷克斯洛伐克在9月28日下午2时之前接受他提出的条件。然而，到了28日上午，捷克斯洛伐克并没有按照希特勒所说的去做。可是就在同一天上午，张伯伦通过意大利提出与希特勒再次会面的请求，并立即得到了希特勒同意。这次会面将在慕尼黑举行，法国领导将与张伯伦一起出席。

慕尼黑会议本身就很令人失望：英法再次同意了希特勒提出的条件，更有甚者，还同意强制捷克斯洛伐克接受条件。捷克斯洛伐克最终于9月30号屈服了。在几天之内，德国的盖世太保和纳粹党卫军就耀武扬威地开进了苏台德地区。

丘吉尔清醒地看出了《慕尼黑协定》的种种缺点，尽管他的大多数同胞都选择视而不见。但是丘吉尔的清醒认识只是他在10月5日那次演讲的前提条件之一。真正让他做出这次演讲，并让这次演讲永垂不朽的是背后的道义勇气。而这种道义勇气是丘吉尔通过有效的独处才得以实现的。

丘吉尔独处的方式是他在20世纪30年代经常采取的做法——写作。写作对于丘吉尔来说有着现实的必要性。30年代期间，丘吉尔的生活花销相当于当今的100万美元每年。丘吉尔在议会领到的薪水连这个数的半成都不到。剩余的大部分都要靠稿费解决。因此，如果只考虑收入来源的话，丘吉尔的职业应当算是作家。

他在20世纪30年代的写作量惊人。1930至1938年间，他写出了关于自己的17世纪祖先，第一任马尔伯勒公爵（Duke of Marlborough）的四卷长篇传记，受到评论界好评。1938年8月至1939年12月间，丘吉尔口述完成了《英语民族史》（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的前两卷，将近50万英文单词。即使在1938年8月至9月间，当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最为严重的时刻，丘吉尔平均每天还能完成1100单词。在这10年间，他还写了一个双周报纸专栏，数百篇杂志文章，数百篇演讲稿，以及其余几本著作。

丘吉尔大部分的写作都是在自己查特韦尔庄园顶楼的书房当中完成的。这个房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086年。（现在这间书房仍然保持着丘吉尔时代的样子。）书房的门口是都铎式建筑风格。橡木椽子和横梁高达20英尺（约6米）。墙壁上摆放着书架，丘吉尔站着写作的书桌旁是一座壁炉，透过窗户可以俯视肯特原野（Weald of Kent）的壮丽景象。就是在这间书房里，丘吉尔一般在每晚11点钟开始文学创作。他的身旁总是有一名秘书记录他的口述，有时还有牛津大学的一名年轻研究生帮他做历史研究。但是他人的存在并不会使丘吉尔从工作的独处状态中分心，因为丘吉尔总能保持完全的专注。威廉·曼彻斯特（William Manchester）的描述最为到位：“公众肯定见不到这样的丘吉尔，他夜复一夜地在书房里踱步。他的内心像是关上了一扇门，将除眼前问题之外的一切都挡在外面。”

这种独处的时间对丘吉尔的影响怎么说都不为过。丘吉尔是一位浪漫主义者，他认为自己的国家是以一系列信念为中心的。用丘吉尔自己的话来说可能是，这些信念刚开始的时候只是原始迷雾中远处的微光，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信念的光芒将照耀着之后的世纪。（丘吉尔认为微光和闪光是“典型的、鼓舞人心的比喻”。）丘吉尔还相信，被这些信念所激励的伟人，可以改变历史的进程——而他就是这样一位伟人。于是，当丘吉尔在书房里前后踱步时，他并不仅仅是在与听众讲话，还是在与自己交谈。他自己所言的口头历史激发了其灵魂深处不可动摇的信念。

丘吉尔对历史的研究也提升了他的眼界。他会从历史长河的角度来看待自己所处的时代以及自己的作为。历史当中的主角们——亚瑟王、阿尔弗雷德大帝等等——同他们当时的邪恶与困境做斗争，正如他与当前的困境做斗争一样。他们的榜样让他在深深的困境当中仍能坚持自己的信念。他们历经数世纪仍充满生命力的传奇让丘吉尔明白：极为困难的处境意味着名垂青史的机会。就像他在1940年6月演讲当中提到的，“如果大英帝国和英联邦持续1000年”，他的作为仍将被人们铭记。

1938年至1939年间，当丘吉尔忙于《英语民族史》的写作时，他这样的英雄气概开始展露出来。在1938年8月20日写给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Lord Halifax）的信中，丘吉尔说自己“现在和古英国人、罗马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深深地交织在了一起”。在1938年9月19日——张伯伦与希特勒第一次会面的4天后——写给一名考古学家的信中，丘吉尔附上了《英语民族史》中诺曼征服（指继1066年黑斯廷斯战役之后诺曼底人对英格兰的入侵和征服）之前1000年历史的书稿，并附上了自己的体会：“在焦虑的日子里，能将我的思绪抛到20世纪之前1000年的历史当中，这给予了我莫大的安慰。”再往前追溯600年，亚瑟王的故事则给丘吉尔带来了鼓舞。

丘吉尔曾和自己的研究助手争论亚瑟王是否存在（助手们都说不存在，但丘吉尔不为所动，坚持称仅凭亚瑟王的传说都应当把他当作真实的人物来看待）。之后，丘吉尔对民众做出了这样的呼唤：“无论哪里的人们在与暴行、暴君、屠杀做斗争，争取自由、法治以及荣耀，都请记住，尽管他们可能会灭绝，但是只要地球自转一天，他们的事迹就会被人们歌颂。”丘吉尔不会忘记这样的事情，因为他几乎每天晚上都沉浸在查特韦尔庄园书房的独处之中。

跨过英吉利海峡，丘吉尔从不屈不挠的圣女贞德（Joan of Arc）身上找到了与自己相似的灵魂。1938年12月，丘吉尔在给自己妻子克莱门蒂娜（Clementine）的信中写道：“我刚写完圣女贞德的故事。我认为在法国的整个历史当中，她才是真正的赢家。”就在《慕尼黑协定》签署数周后，丘吉尔在关于圣女贞德的内容中提到：“这位少女心中喷涌着对法国的怜悯，这种令人尊敬的怜悯是不是神迹还有待商榷，但绝对是不可战胜的。”在这段时间里，丘吉尔对英国有着同样的感情，对法国亦是如此。

丘吉尔在《慕尼黑协定》签署前不久的一次演讲当中，听众们也能听到他思想的回响。在1938年5月9日的演讲中，他断言：“难道我们没有自己关于自由，关于自由宪法，关于民主和议会政体，关于《英国大宪章》（Magna Carta），关于《权利请愿书》（Petition of Right）的意识形态吗？如果非要用这个丑陋的词语来称呼它们的话。”

在1938年8月27日的演讲当中，丘吉尔说道：“这片古老的森林（Forest at Theydon Bois）很容易让我们回想起诺曼底王朝”——他在演讲结束的时候提出了对德国人的警告：“无论发生什么……大不列颠以及大英帝国都不能被视作没有能力扮演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我们之前的英雄们仍未被历史忘却。”

他这种说给自己同胞听的警告很快就在他另一次演讲的结束再次响起——这次的时间是10月5日。

丘吉尔的独处对于他就《慕尼黑协定》发表的演讲本身也是不可或缺的。撰写一篇复杂文章的过程——对于大多数作家来说，这是最为孤独的时刻——需要更加用力地思考。丘吉尔的这次演讲自始至终都体现着他清晰的思路，用干脆、易懂的方式详述了该协定的谦虚为西方民主国家造成的灾难，直截了当地讲述该灾难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以及可能引发的后果。关于该协定的后果，丘吉尔预言到：“我冒昧地认为，捷克斯洛伐克将不能再以独立的实体存在。我认为在几年之内，甚至几个月内，捷克斯洛伐克将被纳粹政权所吞并。”丘吉尔的语言一语成谶：不到六个月后，1939年3月15日，希特勒的装甲部队开进了布拉格。那天晚上希特勒宣布：“捷克斯洛伐克已经不复存在了。”

写作的过程不仅可以让写作者思考得更为深入，还能有更深入的感受。对于丘吉尔来说确实如此。同样是曼彻斯特的描述：“很多时候，他一边口述着让听者动容的篇章，一边哭泣；他的声音因为感情而变得嘶哑，眼泪从他（以及他的秘书）的脸颊滑落。”

丘吉尔关于《慕尼黑协定》的演讲也同样令他自己动容。他在准备演讲时用到的材料中有一份10月1日的备忘录，其中他画线强调了这一个段落：“……没有什么能够贬低过去三个月当中（捷克斯洛伐克人）一直展现出的勇气与尊严。”这种情感在丘吉尔的演讲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一切都已结束。沉默的、悲伤的、被抛弃的、破碎的捷克斯洛伐克陷入了黑暗之中。”丘吉尔还表达了该协定对人民的不公平：“这块将要被移交的土地上的人们从来没表达过愿意接受纳粹统治的意愿。”

在这篇演讲当中，我们还可以听到他在查特韦尔庄园书房中的思考。丘吉尔描述英国从1918年一战结束时的战胜国堕落到了20年后，也就是希特勒上台仅仅五年后，濒临灭亡的境地：“我们曾有着安全与力量，我们曾有力量行善举，有力量对战败的敌人慷慨，有力量与德国谈条件，有力量在德国悲伤的时候做出适当的纠正，有力量如果我们愿意可以阻止他们武装自己，有力量行使我们认为正确的武力、慈悲或正义。可是在短短的五年里，我们从一个安全的没有威胁的位置到了如今的境地。”这里，丘吉尔找到了将近1000年前的类似事例。

不得不承认，1000年前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当中晦涩的言语……用到当今我们对待德国以及与德国关系当中最为合适不过。“我们所遭受的所有这些灾难都是因为错误的决策，因为我们没有呈上贡品，因为我们在合适的时机没有反抗他们；当他们犯下最为罪恶的罪行之后，我们反倒与他们讲和了。”这就是前人的智慧。

丘吉尔之所以会做那次演讲，是因为他是一个有原则的人，是因为他清晰地看到与希特勒所达成的协定在道德上的不正义，以及将会造成的战略灾难。但同样也因为他在独处时取得的道义勇气。丘吉尔对历史、对英国古代典范的研究，让他可以超越当时的嘲笑和奚落。他为阿尔弗雷德大帝写下的话同样可以用到自己身上：他具有“一种超越周边环境一切力量的崇高力量”，以达到“不朽荣耀的顶峰”。

我不会怨恨我们忠诚勇敢的人民。他们准备好了不惜任何代价履行自己的职责。他们在上周的困难面前从没有退缩。我不怨恨他们在得知自己当前不再面临严峻的考验时所表现出的自然和自发的快乐和解脱。但是他们应当知道真相。他们应当知道我们的国防有着严重的疏忽与缺乏。他们应当知道我们没有开战就陷入了失败，而失败的苦果将在很长的时间里伴随着我们。他们应当知道我们经过了历史上可怕的一座里程碑，欧洲的整体平衡被打乱了。现在整个西方民主世界都面临着可怕的指责：“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然而不要以为这已经结束了。这只是清算的开始。这只是满杯苦水的第一小口。我们将一年一年地品尝这苦水，除非我们可以取得道德健康和军事力量的最高复苏，再次站起来，坚定我们过去对于自由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