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乐观主义

可能性在未来世界里是无限的。当我说“保持乐观是我们的责任时，”不仅包括未来世界的开放性，也包括我们所做的一切对未来世界的贡献：我们全要对未来世界里有些什么而负责。因此，我们的职责不是预言邪恶，而是为更美好的世界而战斗。

——卡尔·波普尔：《框架的神话》（1994）

马丁·里斯疑心，文明能在20世纪生存下来实属幸运。因为在整个冷战期间，始终存在爆发另一场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而这场战争会用到氢弹，文明将被摧毁。这种危险性现在似乎已经减弱了，但里斯在2003年出版的《我们最后的世纪》一书中得出了令人担忧的结论，认为文明现在只有50%的机会可以在21世纪生存下去。

这一次仍然是因为，新创造出来知识有着带来灾难性后果的危险。例如，里斯认为，能够毁灭文明的武器（特别是生物武器）可能很快就会变得非常容易制造，无法阻止恐怖组织甚至心存恶意的坏人获得这些武器。他还担心意外灾难，例如从实验室里逃逸出来的转基因微生物使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发生大流行。智能机器人和纳米技术（原子尺度上的工程学）“长远来看可能是更大的威胁”，他写道，而且“物理学也将很危险，这不是什么难以让人信服的事情”。例如，有人曾提出，基本粒子加速器暂时制造出来的条件，在某些方面比大爆炸以来的任何条件更极端，有可能打破真空的稳定性，摧毁整个宇宙。

里斯还指出，要让他的结论成立，这些灾难中间没有哪一种必需有可能发生，因为我们只需要倒霉一次就够了，而我们每次在诸多领域里取得进步，都会招致新的风险。他将这比作玩俄罗斯轮盘赌 [1] 。

但人类生存条件和俄罗斯轮盘赌之间有一个关键的区别：玩俄罗斯轮盘赌获胜的概率不受玩游戏的人想什么或做什么的影响。按游戏规则看，是一个纯靠运气的游戏。相比之下，文明的未来却完全取决于我们所想和所做的。如果文明衰落，不是因为我们碰上了，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带来的后果。如果文明生存下来了，将是因为人们成功地解决了生存问题，这同样不会是偶然发生的。

文明的未来和俄罗斯轮盘赌的结果都不可预测，但它们是两种不同意义上的不可预测，其原因彼此完全不相干。俄罗斯轮盘赌仅仅是随机的 。虽然我们无法预测结果，但只要大家都遵守游戏规则，我们就知道可能会有些什么样的结果，以及每个结果的概率如何。文明的未来是不可知的，因为影响它的知识尚未创造出来。因此，我们连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都不知道，更不要说它们的可能性。

知识的增长改变不了这一事实。相反，它是造成这一事实的重要原因：科学理论预测未来的能力，取决于其解释的延伸，但没有什么解释的延伸范围大到能预测它自身的后继者将包含什么内容——或者会有什么影响，或者预测人们尚未想到的其他思想观念的内容与影响。正如在1900年没有人能预见20世纪出现的创新会带来什么结果（包括核物理学、计算机科学和生物技术之类的全新领域），我们自身的未来也将由我们尚未拥有的知识来塑造。我们甚至不能预测到我们会遇到的大多数问题会是什么，或者大部分能解决这些问题的机遇是怎样，更不用说解决方案和试图解决的方案，以及它们将如何影响事件。生活在1900年的人并不是认为互联网或核电不可能出现 ，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过这些东西。

对于其进程将受到新知识创造的重大影响的现象，没有好的解释可以预测其结果，或者某个结果的概率。这是科学预测的延伸范围所受的一种根本限制，在计划未来时，向这一限制进行妥协是至关重要的。我沿用波普尔的做法，用预测 一词来表示好解释对未来事件的结论，用预言 一词表示声称对某些尚不可知的事物有所了解。试图了解不可知的事物，会把人们无情地引向错误和自我欺骗，还会造成一种悲观倾向。例如，物理学家阿尔伯特·迈克尔逊在1894年对物理学的未来作出了如下预言：

物理科学最重要的基本规律和事实都已经被发现了，并且被牢固地确立下来，以至于它们因新发现而被取代的可能性极其渺茫……我们未来的发现必须在小数点后第六位上寻找。

——阿尔伯特·迈克尔逊，在芝加哥大学瑞尔森物理实验室成立仪式上的讲演（1894年）

迈克尔逊在断定他所知道的物理学基础只有“极其渺茫”的机会被取代时，究竟是在做什么？他在预言未来。怎么个预言法？以当时最好的知识为基础。但那是1894年的物理学！虽然它在无数应用中都既强大又准确，但并没有能力预测其后继者的内容。而且它根本不适合用来想象 相对论和量子理论将会带来的变化——这也是为什么想象到了这些东西的物理学家们获得了诺贝尔奖。迈克尔逊不会把宇宙膨胀、平行宇宙的存在或重力的不存在放进机会性“极其渺茫”的可能的新发现列表中，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过这些。

此前一个世纪，数学家约瑟夫—路易斯·拉格朗日曾评论说：艾萨克·牛顿不仅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天才，也是有史以来最幸运的天才，因为“世界体系只能被发现一次”。拉格朗日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他自己的一些工作，在他看来仅仅是把牛顿理论翻译成一种更优雅的数学语言，但其实是朝着取代牛顿的“世界体系”迈进了一步。不过迈克尔逊活着看到了一系列发现强有力地推翻了1894年的物理学和他本人的预言。

同拉格朗日一样，迈克尔逊自己也已经在不经意间为新系统作出了贡献，用的是一个实验结果。1897年，他与同事爱德华·莫雷观察到，当观察者移动的时候，光相对于观察者的速度保持不变。这个令人震惊的反直觉事实，后来成为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的核心。但迈克尔逊和莫雷都没有认识到，这正是他们所观察到的东西。观察是理论负载的。仅凭一个实验上的奇怪现象，我们无法预测它的最终解释将仅仅是纠正一个不重要的狭隘假设还是对整个学科进行革新。我们只有在从新解释的角度看待它之后 ，才能弄清这一点。在此期间，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通过现有的最好解释来看世界，这些解释中包括我们现有的错误观念。这会使我们的直觉存在偏见，抑制我们去设想重大变化。

当对未来事件的决定因素不可知的时候，人们应该怎样做准备？能怎样做准备？鉴于其中一些决定因素超出了科学预测的延伸范围，什么样的哲学才能正确地描述未知的未来？要探索不可知的——不可设想的事物，合理的方法是什么？这正是本章的主题。

“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这两个词一直以来都与不可知的事物有关，但它们最初并不像现在那样专门用于谈及未来。最初，“乐观主义”是一种学说，认为世界（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好得不可能更好。乐观这个词最初用来描述莱布尼茨（1646—1716）的一个观点，他认为“完美”的上帝不可能创造比“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一种”更差的东西。莱尼布兹相信这个观点解决了“邪恶问题”（我在第4章谈过该问题），他提出，世界上所有明显的恶都被其良好结果压倒，只是这些结果太过遥远以至于人们了解不到。所有未能 发生的明显的好事（包括人类未能成功实现的所有改善），之所以未能发生，都是因为它们会导致足以压倒自身的坏结果。

由于结果是由物理定律来决定的，莱布尼茨的观点很大程度上是在说物理规律好得不可能更好。根据莱布尼茨的观点，所有能使科学进步更容易、使疾病成为不可能、甚至使某种疾病变得不那么痛苦的其他物理定律（简单地说，就是所有其他能够看起来 比我们充满瘟疫、磨难、暴政和自然灾害的真实历史好一些的替代方案），其实总体上都会使事情更糟糕。

这个理论是一个坏得惊人的解释。用这种方法，不仅任何 观察到的事件序列都可以解释成“最好”，另一个莱布尼茨还可以同样有效地断言，我们生活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坏 的那个世界里，每件好事都必定是为了阻止更好的事发生。事实上有些哲学家（如亚瑟·叔本华）就是这么说的。这种立场在哲学上称为“悲观主义”。用这种方法，还可以说世界处在可能的最好状况与可能的最坏状况的正中间，如此种种。请注意，尽管这些理论表面上存在分歧，但它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共同点：如果其中任何一个是正确的，理性将对于发现真正的解释近乎无能为力。因为，我们总是可以想象出比所观察到的更好的情况，就总是会误以为它们确实 更好，不管我们的解释有多好 。因此，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事件的真正解释甚至是永远不可想象的。例如，在莱布尼茨的“乐观主义”世界里，我们试图解决一个问题时遭遇失败，是因为我们被一个难以想象地庞大的智慧挫败了，该智慧断定这对我们是最好的。而且更糟糕的是，每当有人拒绝理性而决定去依靠坏解释或逻辑谬误（或者干脆是纯粹的恶意），他们总是可以得到一个总体上更好的结果，比大多数理性和好意可能带来的结果更好。按照我对悲观主义的定义，原始的“乐观主义”与原始的“悲观主义”这两种思想都接近纯悲观主义。

在日常习惯中，有一个常见的说法是，“乐观主义者说玻璃杯有一半是满的，而悲观主义者说有一半是空的”。这两种态度都不是我要谈的，它们不是哲学问题而是心理问题——更多的是“倾向性”而不是实质。乐观和悲观这两个词还常用来指情绪，如快乐或忧郁，但同样，情绪并不会使任何关于未来的特定立场成为必然：政治家温斯顿·丘吉尔患有严重的抑郁症，但他对文明的未来展望以及身为一名战时领袖的特定预期都是异常积极的。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则相反，他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厄运先知（下面会详谈），但据说他是一个安详又快乐的家伙，经常在饭桌上让同伴开怀大笑。

盲目 乐观的确是 对待未来的一种立场。它指人照常行事，好像知道坏结果不会出现似的。与其相反的盲目悲观通常称为预防性原则 ，通过避免一切未经确认安全的东西来避免灾难。没有人认真地把这两种态度中的任何一种当成通用政策来提倡，但它们的假设和论调在生活中很常见，经常潜藏在人们的计划中。

盲目乐观也被称为“过于自信”或是“鲁莽”。一个常被人引用的例子（也许不太公平）就是远洋客轮泰坦尼克号 的建造者们对它的评判，说这艘轮船“实质上不可沉没”。它是当时最大的船，于1912年在其处女航中沉没。它被设计成能经得起每一个可以预见的灾难，却以一种人们未曾预见的方式撞上了冰山。盲目悲观者认为，在好结果与坏结果之间有一种固有的不对称性：一次成功的处女航的好处不一定能抵消一次灾难性处女航的伤害。正如里斯所指出的，一个在其他方面有益的创新的单一灾难性后果，就可以永远杜绝人类的进步。所以，建造远洋客轮的盲目悲观方法是，坚持现有的设计，避免去尝试创造新纪录。

但盲目悲观也是一种盲目乐观。它假定，不可预见的灾难性后果也不会由现有的知识（或者不如说是现有的无知）产生。并非所有的船只失事都碰巧发生在破纪录的大船身上。并非所有不可预见的物理灾难都由物理实验或新技术引起。但有一件事情我们是知道的，要想保护自己免遭任何 灾害、不管是可预见的还是不可预见的，或者要在灾害发生后从中恢复过来，都需要知识，而知识需要创造。任何创新所产生的危害，只要不会摧毁知识的增长，就始终是有限的，其好处却可能是无限的。如果从未有人敢打破预防性原则，那就不会有可供坚持的现有船舶设计方案，没有可供保持的纪录。

因为悲观主义需要回击这种论点，以使自己的说法有说服力，所以在整个历史上的悲观主义理论里有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那就是：一个极其危险的时刻迫在眉睫。《我们最后的世纪》说，自20世纪中期以来的时期，是技术有能力摧毁文明的第一个时期。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历史上，有许多文明被简单的技术（比如火和剑）摧毁了。事实上，历史上出现过的文明大多数都被摧毁了，有的是被有意摧毁，有的是被瘟疫或自然灾害摧毁。几乎所有这些文明本来都有可能避免那些摧毁它们的灾难，只要他们拥有一点儿额外的知识，诸如更先进的农业或军事技术、更好的卫生知识、更好的政治或经济制度。极少有（假如有的话）文明能够靠着对创新持更谨慎的态度来幸存下去。事实上，大多数被毁灭的文明都热情地实施了预防性原则。

更一般的说法是，它们缺少的是一个由抽象知识以及技术产物具象化的知识构成的特定组合，也就是说足够的财富 。且让我用非狭隘的方式将其定义为，它们能造成的物理转换的集合体。

盲目悲观政策的一个例子是，努力使我们的星球在银河系里尽可能地不显眼，以免与地外文明接触。史蒂芬·霍金不久前在他的电视系列节目《进入宇宙》中就提出了这样的建议。他认为，“如果[外星人]来访问我们，结果将同多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首次登陆美国一样，那对印第安人来说并不是件好事。”他警告说，可能有流浪的、居住在宇宙空间里的文明来抢夺地球上的资源，或者有帝国主义文明会把地球变成他们的殖民地。科幻作家格雷戈·比尔写了一些颇为刺激的星系文明科幻小说，其中假设银河系里充满了文明，它们要么是掠食者要么是猎物，并且都隐藏着。这可能解开了费米问题之谜，但它作为一个严肃解释是靠不住的。原因之一是，它要求文明相信宇宙空间里存在着掠食者文明，进而对自身进行完全重组，以便在被掠食者发现之前隐藏好——这意味着甚至要他们在发明无线电之前就隐藏好。

霍金的建议还忽视了不 让银河系居民知道我们的存在可能造成的各种危险，例如一个善意的文明可能以为太阳系无人居住，于是派来机器人开采资源，无意中摧毁我们。除了盲目悲观的经典缺陷，他的建议还依赖于一些其他的错误观念，其中之一是更大尺度的宇宙飞船地球号：它假设在一个掠夺成性的文明中，进步受原材料的限制而不是受知识限制。它将要来偷什么呢？黄金？石油？也许是地球上的水？肯定不是，因为任何文明如果能跨越星际级别的距离把自己送到我们这里来或者把原材料带回去，都必定有了廉价的嬗变手段，不必在意原材料的化学成分。因此实质上，我们的太阳系唯一对它有用的资源，就是太阳里的大量物质。然而物质在每 颗恒星上都有。也许它在大量收集整颗的恒星来制造巨型黑洞，作为某种超巨型工程项目的一部分。但是那样的话，把有人居住的恒星—行星系统放过去，对它来说简直不费吹灰之力（这类恒星—行星系统应当只占少数，否则我们隐藏自己就毫无意义了）。那么它是否会无意间毁灭数十亿的人口？我们在它看来是不是像虫子一样？只有在人们忘记了人只有一种（即通用解释者和建造者）的情况下，这一点才会看起来有道理。认为可能存在某种生命、它们与我们之间的差别就像我们与动物之间的差别，这样的想法属于超自然信仰。

而且，要取得进步只有一种方法：猜想和批评。唯一能允许持续进步的道德价值观，就是启蒙运动开始发现的客观价值。毫无疑问，地外文明的道德与我们的不同，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道德跟西班牙征服者相似。我们也不会在接触一种先进文明时面临文化冲击的严重危险：先进文明会知道怎么教育他们自己的孩子（或人工智能），自然也会知道怎么教育我们——特别是教我们使用它的计算机。

霍金的另一个误解是，把我们的文明与启蒙运动之前的文明进行类比。我会在第15章中解释，这两种类型的文明之间有本质区别。文化冲击未必会给一个启蒙运动之后的文明带来危险。

当我们回头看那些失败的文明时，可以看到它们的知识是那么少，技术是那么薄弱，对世界的解释是那么零碎而且充满错误，以至于它们对于创新和进步谨慎得有悖常理，好比希望在航行时蒙住眼睛会有助于通过危险水域。悲观主义者相信，我们自身的文明现状是该模式的一个例外。但预防性原则对这种 说法有何评价？我们是否能确信，我们现有的知识没有充满危险的缺口和误解？是否能确信我们现有的财富不是少得可怜以至于无法应对尚未预见的问题？既然我们不能确信，预防性原则难道不会要求我们把自己限制在过去一直有益的策略中（也就是创新，甚至还包括紧急情况下对新知识的益处持盲目乐观态度）？

对于我们的文明，预防性原则把它自己排除掉了。由于我们的文明没有遵循预防性原则，为了朝预防性原则转向，将需要对正在进行中的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加以遏制。这样一种改变以前从来没有成功过。因此，一名盲目悲观主义者必须从原则上反对这样做。

这看起来像是诡辩，但其实不是。盲目乐观与盲目悲观之间存在这些相悖与相同之处，原因在于它们在解释层次上是两种非常相像的方法。两者都是预言，都声称能了解未来知识的某些不可知之处。在任何时刻，我们最好的知识里同时包含真理和误解，对其中一种进行悲观主义的预言，就必定是对另外一种进行乐观主义的预言。比方说，里斯最害怕的东西，取决于人类能空前快速地创造出空前强大的技术，例如能摧毁文明的生物武器。

如果里斯关于21世纪特别危险的观点是正确的，并且文明得以幸存下来，那它必定经历了一次极为惊险的死里逃生。《我们最后的世纪》一书只提到了另外一个死里逃生的事例，那就是冷战——这样的话，文明就会连续两次死里逃生。然而以这种标准而言，文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必定已经同样经历了死里逃生。例如，纳粹德国离开发出核武器已经非常接近；日本成功地造出了腺鼠疫武器，并在中国试验这些武器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他们还制定了用鼠疫武器攻击美国的计划。许多人担心，即使轴心国只用常规方式获得胜利，也会使文明崩溃。丘吉尔警告说，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黑暗时代，堕落的科学使它更加邪恶，还可能更加漫长”——虽然他身为一个乐观主义者在努力防止这种情况出现。与他相反的是，1942年，在中立安全的巴西，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和他的妻子双双自杀，因为他们认为文明已经在劫难逃。

这样就成了连续三次死里逃生。但是有没有更早的死里逃生呢？1798年，马尔萨斯在他那篇影响重大的文章《人口论》里指出，人类的进步将在19世纪不可避免地永远终结。他计算出，各种各样的技术和经济改进使当时的人口呈指数增长，正在接近地球粮食生产能力的极限。这个不幸并不是偶然事件。他相信他发现了一条关于人口与自然资源的规律。首先，每一代的人口净增长与现有人口成比例，因此人口会呈指数增长（或者用他的话说是“按几何比率增长”）。然而，其次，通过耕作以前的不毛之地等方法实现的粮食增长将是固定的，与相关的创新发生在其他任何时刻带来的增长相同。它与人口不成比例，不管人口是多少。他（独树一帜地）把这样的增长称为“算术比率”的增长，并认为“人口如果不受限制，将以几何比率增加。生活资料仅以算术比率增加。对数字略知一二，便可看出第一种增长与第二种相比的巨大威力”。他的结论是，他所处的时代里人类相对安康的生活，只是一种短暂现象，他正生活在历史上一个独特的危险时刻。长远来看，人类将处于两种趋势的平衡之中，一方面是人口增长，另一方面是饥饿、疾病、谋杀和战争使人口减少——就像发生在生物圈里的情形一样。

结果，在整个19世纪，一场人口爆炸就像马尔萨斯预测的那样发生了。但他预见的人类进步的终结没有出现，其中部分原因是粮食生产的增长速度甚至比人口增长还要快。然后，在20世纪，两者都增长得更快了。

马尔萨斯相当准确地预言了一种现象，对另一种却完全没有说对。这是为什么呢？原因是他的预言带着系统化的悲观倾向。在1798年，即将到来的人口增长比增幅更大的食品增长更容易预见，这不是因为预测人口增长在任何意义上更加可能实现，而仅仅是因为它所依赖的知识创造更少。马尔萨斯忽略了他试图比较的这两种现象之间的结构性差异，从基于知识猜测滑向了盲目预言。他和他的许多同代人都误以为他发现了一种客观不对称，也就是他所称的“人口力量”与“生产力量”之间的不对称。但这仅仅是一个狭隘的错误——同迈克尔逊和拉格朗日所犯的错误一样。他们都以为自己根据当时能用的最好知识作出了清醒的预测。但事实上，他们都任由自己被有关人类情形的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所误导，那就是我们还不知道我们还没有发现什么 。

马尔萨斯和里斯的用意都不是预言，他们是在警告我们，除非 我们能及时解决某些问题，否则注定要灭亡。但这种话过去始终是对的，将来也会永远是对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正如我所说的，许多文明都衰亡了。甚至在文明的黎明之前，我们所有的姊妹物种（例如尼安德特人）都灭亡了，而他们只要知道方法，就应该很容易应对那些使他们灭亡的挑战。遗传研究表明，我们自己的物种在约70000年前曾濒临灭绝，这是一场不为我们所知的灾难造成的，使人口总数减少到只剩下几千人。对受害者而言，被各式各样的灾难压垮，看上去 就像被强迫着玩俄罗斯轮盘赌。也就是说，看上去他们能做的选择没有哪一种能够影响那些对他们不利的形势（也许除了更加虔诚地请求神灵干预之外）。但这是一种狭隘的错误。在马尔萨斯之前很久，就有许多文明死于饥饿，原因是他们称之为“自然灾难”的干旱和饥荒。但真正的原因是我们称之为水平低下的灌溉和种植方法——换句话说，缺乏知识。

在我们的祖先学会如何人工取火之前（在那以后也有很多次），必定有人冻死在本可以救他们一命的取火用品上，因为他们不知道怎样取火。狭隘地说，是天气杀死了他们；但更深层次的解释是由于缺乏知识。历史上数以亿计的霍乱受害者中，有许多人就死在炉子边上，只要用炉子把饮用水烧开就可以救他们一命，但他们也不知道这一点。相当普遍的情况是，“自然灾害”与无知带来的灾害之间的区别并不大。每一次曾被人们认为是“碰巧发生”或由神灵降下的自然灾害，我们现在都能看到，受其影响的人们在灾害发生前有许多行动方案可以采取，但他们没能采取——或者说没能创造出这些方案。所有这些方案加起来，就成为那个他们没能创造出的首要方案，也就是形成与我们的科学技术文明类似的文明。如果有批评的传统，就有可能产生启蒙运动，开创科学技术文明。

如果在21世纪早期之前的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候，有一颗尺寸为一千米的小行星与地球相撞，它会杀死全体人类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在这方面，同在许多其他方面一样，我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安全 时代：21世纪是有史以来第一个人们知道怎样保护自己免受这种撞击影响的时期，这种撞击发生的可能性是每25万年左右一次。这听起来可能概率太小而无需担心，但它是随机的。任何一年都有1/250 000的概率发生这种撞击，意味着地球上的一个普通人死于小行星撞击的可能性将大于死于飞机坠毁的可能性。下一个将要撞上我们的这类天体此刻已经存在，正快速向我们冲过来，除人类的知识之外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它。在其他几种风险水平类似的灾害面前，文明也是脆弱的。例如，冰期出现的频繁程度比小行星撞击更高，“小冰期”就更加频繁了——有些气象学家认为，小冰期发生前可能只有几年的预期时间。像潜伏在美国黄石国家公园地下的火山那样的“超级火山”，爆发后能把太阳一下子遮住好几年。如果它明天就爆发，我们这个物种可以靠人工照明生产粮食而幸存下来，文明可以恢复。但许许多多的人会死去，人类将备受磨难，因此这类事件与灭绝灾难一样值得去努力预防。我们不知道一场无法治疗的瘟疫自发产生的概率有多大，但可以猜测，它应该高得令人无法接受，因为14世纪的黑死病之类的流行病已经显示了，这种事情可能在几个世纪的时间尺度上发生。如果上述灾难中的任何一种逼近，我们现在至少还有机会及时创造生存下去所需的知识。

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机会，是因为我们能够解决问题。问题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始终都会面临如何对不可知的未来作出规划的问题。我们永远不会有条件闲坐下来期望最好的事发生。即使我们的文明像里斯和霍金正确建议的那样搬进太空寻找后路，在银河系附近发生的伽马射线爆仍然会把我们一扫而光。这种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比小行星撞击要小许多，但一旦发生我们将无法抵御，除非我们拥有比现在多得多的科学知识，并实现财富的极大增长。

但首先，我们必须在下一个冰期中幸存下来。在此之前还有其他的危险气候变化（包括自发的和人为造成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流行病，以及其他无数会降临到我们头上的未知危险。我们的政治体制、生活方式、个人愿望和道德都是知识的形式或体现，如果文明（特别是启蒙运动）要在里斯所描述的每一种风险以及许多其他我们还毫无头绪的风险中幸存下来，这些知识的形式或具象化方式都必须得到改进。

那么——怎么去改进呢？我们怎样才能制订出针对未知事物的政策 ？如果不能从我们现有的最好知识里推演出来，或像盲目乐观主义或盲目悲观主义那样从教条的经验法则里推演出来，我们用什么才能 推演出这样的政策？同科学理论一样，政策不能从任何东西里推演出来 。它们是猜想。我们不应该根据猜想的来源来对它们进行选择，而应该根据它们作为解释究竟有多好（也就是有多难改变）来进行选择。

就像摒弃经验主义，以及摒弃知识是“确证的真实信念”这种观念那样，要理解政治政策是猜想，必须摒弃一个以前不容置疑的哲学假设。波普尔也是这种摒弃行为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他写道：

关于我们知识的来源的问题……一向是本着这样一种精神在问：“什么是我们的知识的最佳来源——最可靠的来源，不会把我们引向错误的来源，我们在有疑问的时候可以也必须把它当成最高上诉法院的来源？”我设想，这样理想的来源并不存在，所有“来源”都可能有把我们引向错误的时候。因此，我建议把知识来源的问题换成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我们希望能怎样去检测和消除错误？”

——波普尔：《没有权威的知识》（1960）

“我们希望能怎样检测和消除错误”这个问题呼应了费因曼所说的“科学让我们学会如何防止自我欺骗”。不管是对个人决策还是科学决策，答案基本上都是一样的：需要一个批评的传统，通过该传统寻求好解释——例如，解释什么东西出了问题，什么可以更好，不同的政策在过去造成了什么影响，对未来会有什么影响。

但如果解释不能像在科学领域那样作出预测或通过经验来检验，那它们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如何使哲学进步成为可能？正如我在第5章中所讨论的，进步是通过寻求好解释来获取的。认为证据在哲学上没有合法地位，这种误解是经验主义的遗留。就像在总体道德和在科学上那样，在政治上取得客观进步也是可能的。

政治哲学在传统上集中探讨一类被波普尔称为“应该由谁来统治”的问题。权力应该由谁执掌？应该是一个君主还是一群贵族，或者是一群祭司，一个独裁者，一个小团体，“人民”，或者人民的代表？这又会衍生出其他问题，比如“国王应该受到怎样的教育”“在一个民主国家，谁应被赋予选举权”“如何能够确保全体选民是明智和负责任的”。

波普尔指出，这类问题与经验主义中“怎样从感官数据中推演出科学理论”的问题源于同一个误解。它寻求建立一个系统，用来从现有数据（如继承权、多数人的看法、人们接受教育的方式等）中推演 或证明对政府领导者的正确选择。同样的误解也是盲目乐观主义和盲目悲观主义的根源：两者都期望，对现有知识应用一条简单法则就可以取得进步，以确定未来的哪些可能性可以忽略，哪些可以依赖。归纳法、工具主义甚至拉马克主义都犯同样的错误：它们都希望有无需解释的进步 。他们希望知识能基本无误地强行创造出来，而不是通过变异和选择的过程来创造出来，该过程能产生一条连续的错误流并纠正错误。

世袭君主制的捍卫者怀疑，任何一种选择领导者的方法都不会比一个固定的、机械的标准更强。这是预防性原则在起作用，它会带来常见的反讽。例如，篡位者声称自己比现任掌权者更有资格继承王位时，实际是在用预防性原则为突然的、暴力的、不可预测的变化进行辩解——也就是说，为盲目乐观主义进行辩解。君王们碰巧自己偏爱激进的变革时，情况也是这样。还可以想想革命空想家，他们通常只实现了破坏和停滞。虽然他们是盲目乐观主义者，但使其成为空想家的正是他们的悲观主义，认为他们设想的乌托邦或者实现并巩固乌托邦的暴力手段是永远不可改进的。而且，他们之所以是革命者，本来就是因为他们很悲观，觉得难以说服别人相信他们认为自己所掌握的终极真理。

思想观念会产生后果，用“应该由谁来统治”的问题探讨政治哲学，不仅仅只是个学术分析上的错误，历史上每个坏的政治学说都有它的份儿。如果把政治进程看作一种使正确的统治者上台的工具，它就表示暴力是合理的，因为在正确的系统到位之前，没有哪位统治者是合法的；一旦正确的体系到位，它指定的统治者执政，反对他们就是在反对正当性。于是问题变成了怎样阻止任何人反对统治者或其政策。根据同样的逻辑，每个认为现有的统治者或政策不好的人，都是在说“应该由谁来统治”这个问题的答案错了，目前在位的统治者是不合法的，反对它是合法的，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力。因此，“应该由谁来统治”的问题本身是在祈求暴力、独裁的答案，并且通常就会得到这样的答案。它导致当权者更多地用暴政来巩固坏的统治者和坏的政策，也导致反对者用暴力破坏和革命来推翻当权者。

倡导暴力的人通常认为，如果每个人都同意谁应该来统治，以上情形就都不会发生了。但这意味着大家对于什么是对的持相同意见，而既然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一致，统治者就无事可做了。其实，在任何情况下，这样意见一致的情况都既不可能也不可取：人与人是不同的，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想法，问题是不可避免的，进步就靠解决这些问题来实现。

因此，波普尔把他的基本问题“我们能怎样去检测和消除错误”用在政治哲学上，变成“我们怎样才能不用暴力摆脱坏政府 ”的形式。正如科学寻求可用实验检验的解释，一个合理的政治体系会使事情尽可能简单，包括发现某个领导者或政策是坏的，说服其他人这样认为，不用暴力手段就把坏统治者免职、把坏政策废除。正如科学体制的结构是为了避免固守理论，让理论接受批评和检验，政治体制不应当让非暴力地反对统治者和政策很困难，而应当实现对统治者、政策、政治体制本身以及其他一切进行和平的批评性讨论。因此，对政府体系的评价依据不应该是它们选择和任命好统治者、实施好政策的能力，而是它们把现有的坏统治者免职、把现有的坏政策废除的能力。

这整个立场都是易谬主义在起作用。它假定 统治者和政策始终会有缺陷——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也假定，对此作出改进是可能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这种方式要实现的理想，并不是不会出现意外的错误，而是意外错误如果出现的话，将成为继续进步的机遇。

为什么会有人想让自己青睐的领导人和政策更容易被去除？让我先问一下：为什么会有人想把坏的领导人和政策换掉 ？这个问题也许看着很荒谬，但可能只有把进步当作理所当然的文明才会觉得它荒谬。如果我们不期待进步，为什么要期待新的领导者或政策（不管是用什么方法选择出来的）会比旧的更强？相反，那样的话我们会预期，平均而言任何变化带来的坏处都会跟好处一样多。然后预防性原则就会建议，“你所知道的恶比你不知道的恶更好。”这些思想观念构成了一个死循环：根据知识不会增长的假设，预防性原则是正确的；根据预防性原则正确的假设，我们担当不起允许知识增长的后果。一个社会除非预期它自己未来所作的选择将比现在的更好，否则它将竭力使当前政策和体制尽量保持不变，这样一来，就只有那些预期其知识会增长（并且是不可预测地增长）的社会能满足波普尔的标准。而且它们预期，如果知识真的增长了，将会带来好处。

这种期望是我所说的乐观主义，我可以用最一般的形式对它表述如下：

乐观主义原则

所有的恶是知识不足造成的。

乐观主义首先是一种解释失败的方式，而不是预言成功的方式。它认为，没有什么根本性的障碍、自然规律或超自然法令能阻碍进步。每当我们改善事物的努力失败，都不是因为恶意的（或仁慈得深不可测的）神在阻挠我们或惩罚我们的尝试，也不是因为我们已经达到我们通过理智取得改善的能力极限，也不是因为我们失败才是最好的结果，而永远都是因为我们没有及时知道得够多。但是，乐观主义也是一种面对未来的立场，因为几乎所有的失败和几乎所有的成功都还未到来。

乐观主义来自物理世界的可解释性，如我在第3章所解释的。如果某些事情是物理规律所允许的，那么阻止我们从技术上实现它的唯一原因，就是还不知道怎样去实现。乐观主义还假定，物理规律所禁止 的事物未必就是恶的 。因此，举例来说，缺少进行预言所需要的不可能知识，对进步来说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不可解决的数学问题也是如此，如我在第8章中所解释的。

这意味着，长远来看没有不可克服的恶，短期内不可克服的恶都是狭隘的。没有哪种疾病不可能找到治疗方法，除了毁掉构成患者人格的知识的特定类型脑损伤之外。因为病人是物理对象，将这个对象转变成健康状态的同一个人，这样的任务并不为物理规律所禁止。因此有办法实现这种转变，也就是说治愈。这只是个弄明白怎么去做的问题。如果目前我们不知道怎样消除一种特定的恶，或者从理论上知道怎样消除但没有足够的时间或资源（即财富）去实现，那么即使如此，以下说法也是普适的：要么 物理规律禁止在给定时间里用现有资源消除它，要么 有办法在给定时间用这些资源消除它。

对死亡这种恶——也就是人类死于疾病或衰老——来说也是如此，同样显而易见。这个问题在所有的文化里都引起了巨大的共鸣，存在于它们的文学作品、价值观、伟大或渺小的目标里。它那不可解决的名声几乎无与伦比（除了在超自然信徒们中间），被当作不可逾越的障碍的化身。但这种名声并无理性基础，面对生物圈在支持人类生命方面的诸多失败（或古往今来医疗科学在治疗衰老方面的诸多失败），从这个特定的失败中读出什么深意，是狭隘得荒谬的行为。衰老问题与疾病问题同属一个类型，虽然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它是个复杂的问题，但其复杂性是有限的，并且局限于一个相对狭窄的领域，我们对该领域的基本原则已经有相当不错的理解。同时，一些相关领域的知识正呈指数增长。

有时“永生”（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甚至被当作是不受欢迎的。例如，人口过剩的观点就这样认为。但这些都是马尔萨斯的预言错误的例证：每多一个人按今天的生活标准生存下去需要多少东西，很容易计算出来；但这个人将为解决其生存产生的问题贡献什么样的知识，是不可知的。还有观点认为老人把持权力将使社会变得愚蠢，但我们社会的批评传统已经很好地适应了去解决这类问题。即使在今天，西方国家也经常有强有力的政治家或企业主管在身体还很健康时就被免职。

有一个传统的乐观主义故事是这样的。我们的英雄是一位囚犯，他被残暴的国王判了死刑，但获得了缓刑一年的宽限，因为他许诺在一年之内让国王喜爱的马学会说话。那天晚上，一名狱友问他为何达成这样的交易，他回答说：“一年之中可能会发生很多事情。马可能会死掉。国王可能会死掉。我可能会死掉。或者是马可能会说话！”这位囚犯明白，监狱的栅栏、国王和马这些眼前的问题，以及他最终将面临的厄运，都是由于知识不足导致的。这让他成为一个乐观主义者。他知道，如果能取得进步，有些机遇和发现将是事先难以想象的。除非人对这些难以想象的可能性保持开放并作好准备，否则就不能取得进步。这位囚犯有可能发现教会马说话的办法，也可能发现不了。但他也许会发现些别的办法。他可能会说服国王废除他所触犯的那条法律；可能学会一个令人信服的魔术技巧，让马看起来在说话；可能逃跑；可能想出一件可以完成并且会比马说话更让国王高兴的任务。这份清单是无穷无尽的。就算清单中每一个设想实现的可能性都不大，但他只需要实现其中的一件，就能解决整个问题。但如果我们的囚犯要想出一个新主意来逃跑，他不可能现在就知道这个主意是什么，因此不能假设这个主意永远不会存在并据此作出计划。

乐观主义蕴涵着实现知识增长以及使创造知识的文明得以存续所需的所有其他必要条件，也就是无穷的开始。正如波普尔所说的那样，我们有责任保持乐观——包括在总体上保持乐观，以及在文明这个特定的问题上保持乐观。可以说拯救文明将很困难，但这不表示解决相关问题的可能性很低。当我们说一个数学问题很难解决时，并不是指这个数学问题不可能 解决。各种因素在一起决定了数学家是否会着手解决某个问题、会付出多大的努力去解决。如果一个简单问题不让人觉得有趣或有用，数学家们可能把它丢在那里永远也不去解决，却一直在解决困难的问题。

通常来说，一个问题很困难，正是让人们去解决它的原因之一。对未来持乐观态度的一个著名事例是，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在1962年说：“我们选择登月。我们选择在这十年中登月，并完成其他的事，不是因为这些事很容易，而是因为它们很难。”肯尼迪并不是说登月工程困难到不可能成功，相反，他相信它必定能成功。他所说的困难任务，指的是要面对未知事物的任务。吸引他的直观事实是，虽然这样的困难在选择完成目标的手段 时始终是个不利因素，但在选择目标本身时可能是个积极因素，因为我们想要从事那些涉及创造新知识的项目。而且，乐观主义者期望通过创造知识来实现进步，包括这些进步所带来的不可预见的后果。

比如，肯尼迪提到，登月项目需要一种运载工具，“将由新型合金制成，其中有些合金尚未发明出来，其耐高温、耐高压的能力要比现有的合金高出好几倍；装配的精密程度比最精密的手表还要高；携带推进、导航、控制、通信、食品和生存所需的所有设备”。这些问题是已经知道的问题，解决它们需要未知的知识。“肩负一个前所未有的使命，前往一个未知的天体”所指的就是，未知的问题使得实现计划的可能性和结果都极不可预知。但这些都没有阻止理性的人们期待任务有可能成功。这种期待不是对可能性的判断，在深入进行计划之前，没有人能够预测可能性，因为它取决于对未知的问题给出未知的答案。人们被说服去为这个计划工作（或者投票支持这个计划，等等）时，他们是被说服认为，我们被局限在一颗行星上是一种恶，探索宇宙是一种善；地球的引力场对此并不是障碍，只是一个问题；克服这个问题和该项目涉及的其他所有问题，只是一个知道怎样去做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特性使得当时是努力解决它们的正确时机。在这些讨论里用不着概率和预言。

遍观历史，悲观主义几乎在每一个社会中都很流行，其形式包括“应该由谁来统治”的政治哲学以及其他所有对预言的需求，对创造力的绝望，把问题视为不可逾越的障碍的错误观念。但总有几个人把障碍看作问题，并认为问题是可解决的。因此，在某些地方、某些时期，悲观主义也会极偶然地出现短暂的中止。就我所知，迄今还没有历史学家研究过乐观主义的历史，但我猜想，每当乐观主义出现在一个文明社会中，就会有一次微型启蒙运动：批评的传统带来了人类进步的许多模式，我们对之非常熟悉，例如艺术、哲学、科学、技术和开放的社会体制。悲观主义的中止有潜力成为一个无穷的开始。我还猜想，在每种情况下（除了我们自己的启蒙运动这个巨大的例外），这个过程很快就因为悲观主义的复辟而结束了。

最知名的微型启蒙运动是古希腊在知识和政治上的批评传统，它于公元前5世纪在雅典城邦所谓的“黄金时代” [2] 达到顶峰。雅典是世界上最早的民主政体之一，它还是许许多多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的故乡，这些人物的地位至今仍得到承认，包括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剧作家埃斯库罗斯、阿里斯托芬、欧里庇得斯和索福克勒斯，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色诺芬。雅典的哲学传统延续了一种批评传统，后者可以追溯到一百多年以前的米利都的泰勒斯。这种传统包括了克勒芬的色诺芬尼（570—480），他是最早质疑人类中心主义的神话理论的人之一。雅典通过贸易致富，把有创造力的人从当时已知的世界各地吸引过来，成为那个时代最杰出的军事强国之一，并修建了一座宏伟的建筑物——帕特农神庙 [3] ，它直到今天仍被视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建筑成就之一。在黄金时代的鼎盛时期，雅典的领袖人物伯里克利试图解释雅典成功的原因。虽然他毫无疑问地相信，城市的守护神雅典娜站在他们一边，但他显然并不认为“女神的作为”就足以解释为什么雅典能成功。相反，他列举了雅典文明的具体属性。我们不知道他所说的这些有多少是奉承话或一厢情愿，但是，在评论一个文明的乐观主义时，这个文明渴望什么应当比它已经成功地做到了什么更加重要。

伯里克利列举的第一个属性是雅典的民主，他还解释了其中的原因。不是因为“应当由人民做主”，而是因为它促进了“明智的行动”。民主涉及不断的讨论，这是发现正确答案的一个必要条件，而正确答案又是取得进步的必要条件：

不要把讨论看成行动之路上的绊脚石，我们认为讨论完全是任何明智行动必不可少的预备程序。

——伯里克利：《祭文》，公元前431年

对于雅典成功的原因，他还提到了自由 。悲观主义文明认为，不按照此前经过多次尝试的方法行事，是不道德的做法。产生这种观点的原因是，此类文明忽视了自由行事带来的益处抵消其风险的可能性。因此，悲观主义是不宽容并且墨守成规的。但是雅典采取了相反的态度。伯里克利把他的城市向外国游客开放，而敌对城市采取封闭和防守的态度。他希望，与不可预见的新思想接触也会给雅典带来益处，尽管他承认这项政策也给了敌方间谍进入城市的机会。他甚至似乎还把宽厚地对待儿童当成军事实力的一个源泉：

在教育方面，我们的对手从摇篮中就开始实施严厉痛苦的纪律，以求刚毅气概；在雅典，我们按自己喜爱的方式生活，同时也准备好去遭遇每一个合乎逻辑的危险。

悲观主义文明因为他们的孩子遵守适当的行为模式而感到自豪，并对每一个真实或想象的新奇事物发出悲叹。

在上述所有方面，斯巴达都是雅典的反面。它是悲观主义文明的一个化身，因其公民朴素的“斯巴达式”生活方式、教育系统的严厉和全民军事化而闻名。每一位男性公民都是全职士兵，绝对服从他的上级，而上级本人服从宗教传统。所有其他的工作都由奴隶来完成：斯巴达把附近的美塞尼亚社会整个变成希洛人（某种农奴或奴隶）。这里没有哲学家、历史学家、艺术家、建筑师、作家——除了偶然有才华的将军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创造知识的人才。因此，几乎整个社会都致力于保持其现有状态——换句话说，防止改善。公元前404年，伯里克利的祭文宣讲之后27年，斯巴达在战争中彻底击败雅典，并将一个专制形式的政府强加给它。虽然，通过变幻莫测的国际政治，雅典不久就再次独立和民主化，并在好几代人的时间里继续产出艺术、文学和哲学，可它再也没有主导产生过无穷无尽的快速进步。它变得平平常常。为什么呢？我猜是因为它的乐观主义消亡了。

另一场短命的启蒙运动发生在14世纪的意大利城市佛罗伦萨。这是文艺复兴早期，文艺复兴是一场旨在复兴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学、艺术和科学的文化运动，发生在欧洲的知识停滞超过一千年以后。当佛罗伦萨人开始相信他们能靠这些古老的知识取得改善，就产生了一场启蒙运动 。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创新时代称为佛罗伦萨的黄金时代，是由城市的实际统治者——美第奇家族 [4] 有意孕育出来的，尤其是洛伦佐·美第奇，人称“伟大的洛伦佐”，他于1469年到1492年间掌权。与伯里克利不同，美第奇不是民主的信徒：佛罗伦萨启蒙运动不是从政治开始的，而是从艺术开始的，然后扩展到哲学、科学和技术，以及在思想和行动两方面同样地对批评保持开放、渴望创新的其他领域。艺术家们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题材和风格，开始自由描绘他们认为美丽的事物，创造新的风格。在美第奇的鼓励下，佛罗伦萨的富豪们相互攀比各自赞助的艺术家和学者（例如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波提切利）作出的创新。当时佛罗伦萨的另一个常客是尼科洛·马基雅维利，自古以来第一位非宗教的政治哲学家。

美第奇家族很快就开始推广“人文主义”的新哲学，它认为知识的价值高于教条，认为思想独立、好奇心、高雅品位和友谊等美德的价值高于虔诚和谦卑。他们向已知世界的各个地方派出使者购买古代书籍，其中许多书籍自西罗马帝国灭亡以来还不曾在西方世界出现过。美第奇的图书馆制作书籍抄本，提供给佛罗伦萨和其他地方的学者。佛罗伦萨成为一个重要源泉，产生出新近复活的思想观念、对思想观念的新阐释和全新的思想观念。

但这场快速进步只持续了大约一代人的时间。一位魅力超凡的修士吉罗拉莫·萨沃纳罗拉开始鼓吹世界末日，反对人文主义和佛罗伦萨启蒙运动的其他所有方面。他敦促人们恢复中世纪的因循守旧和自我否定，预言如果佛罗伦萨继续沿这条道路走下去，末日就会到来。许多市民被说服了，1494年，萨沃纳罗拉夺取了权力。他重新实施了对艺术、文学、思想和行为的所有传统限制。世俗音乐被取缔。服装必须朴素简单。频繁禁食得到有效的强制实施。同性恋和卖淫被暴力镇压。犹太人被驱逐出佛罗伦萨。受萨沃纳罗拉鼓励的歹徒团伙在城市中漫游，搜寻禁忌的人造物品，如镜子、化妆品、乐器、非宗教书籍和几乎所有美丽的东西。大批这样的珍品被堆放在市中心，在称为“虚荣之火”的仪式中付之一炬。据说波提切利也把自己的一些画作扔进了火堆。这是焚毁乐观主义的火。

萨沃纳罗拉自己最终也被抛弃，烧死在火刑柱上。但是，尽管美第奇家族重新控制了佛罗伦萨，乐观主义却没有回来。就像雅典一样，传统的艺术和科学持续了一段时间，甚至直到一个世纪以后，伽利略还得到过美第奇家族的赞助（然后又被抛弃）。但当时佛罗伦萨已经只是另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城邦，在专制统治下蹒跚前行，从一场危机走向另一场危机。幸运的是，不知何故，这场微型启蒙运动从未完全熄灭。它继续在佛罗伦萨和其他几个意大利城市里闷烧，最后点燃了欧洲北部的启蒙运动。

历史上可能有过许多启蒙运动，与上述两场微型启蒙运动相比寿命更短、光芒更暗淡，也许发生在籍籍无名的亚文化、家族或个人中间。例如，哲学家罗吉尔·培根（1214—1294）因为反对教条而出名，崇尚由观察发现真理（虽然是通过“归纳法”），也取得了几个科学发现。他预见到显微镜、自动车辆和飞行机器的发明，还预见到数学将是未来科学发现的一个关键。因此，他是乐观主义者。但他不是任何批评传统的一部分，所以他的乐观主义随着他的去世而消亡了。

培根研究了古希腊科学家和“伊斯兰黄金时代” [5] 学者的作品，后者如海什木（965—1039），他在物理和数学上有一些原创发现。在伊斯兰黄金时代（约8世纪到13世纪之间）有一个强大的传统，重视和借鉴欧洲古代的科学和哲学。这个时期是否还有一种科学和哲学上的批评 传统，目前在历史学家之间仍有争议。但是，就算有的话，它也与其他的批评传统一样遭到了扼杀。

启蒙运动可能无数次“试图”发生，也许甚至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如果是这样，那些微型启蒙运动就把我们最近这几次“幸运的逃脱”衬托得格外醒目。可能每一次微型启蒙运动都产生了进步——暂时结束停滞，暂时窥见无穷，但总是以悲剧结束，总是被扼杀，通常都无迹可寻。除了这一次。

1494年的佛罗伦萨居民或公元前404年的雅典居民认为乐观主义事实上不正确，他们理当被原谅。因为他们对解释的延伸、科学的力量以及我们所理解的自然法则一无所知，更不用说这场 启蒙运动开始后随之而来的道德和技术进步。遭遇失败的时候，曾经乐观的雅典人可能会觉得斯巴达人也许是对的，曾经乐观的佛罗伦萨人可能会觉得萨沃纳罗拉也许是对的。像其他每一次乐观主义的毁灭一样（不管是发生在整个文明头上还是某个人的头上的毁灭），这对那些曾经敢于期待进展的人来说，都必定是无法言述的灾难。但是，我们不应该仅仅去同情那些人，而应该感同身受。因为如果这些早期的乐观主义尝试有任何一次获得成功，我们这个物种现在应该已经在探索恒星，你和我也应该已经长生不死。

术语

盲目乐观（鲁莽，自信）—— 继续前行，好像知道坏结果不会发生。

盲目悲观（预防性原则）—— 避免一切未经确认安全的东西。

乐观主义原则—— 所有的恶都是知识不足造成的。

财富—— 人有能力进行的所有物理转换的集合体。

“无穷的开始”在本章的意义

——乐观主义。（悲观主义的终结。）

——学习怎样避免自我欺骗。

——雅典和佛罗伦萨之类的微型启蒙运动是潜在的无穷的开始。

小结

乐观主义（在我主张的意义上）是这样一种理论：所有的失败——所有的恶——都是知识不足造成的。这是关于不可知事物的理性哲学的关键。如果知识创造有根本限制，那乐观主义就空洞无物，但不存在这样的限制。假如存在着没有客观进步的领域（特别是道德之类的哲学领域），那乐观主义就是错误的，但所有这些领域里都存在着真理，朝向真理的进步通过寻求好解释来实现。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的知识与完备状态之间永远隔着无穷远的距离。有些问题很困难，但把困难的问题和不可能解决的问题混为一谈是错误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而且每一种特定的恶都是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乐观主义的文明是开放的，它不害怕创新，以批评的传统为基础。它的体系不断改善，这些体系所实现的知识中最重要的，就是怎样检测和消除错误的知识。历史上可能有过很多短命的启蒙运动。我们的启蒙运动独一无二地长寿。

* * *

[1] 俄罗斯轮盘赌是一种致命游戏，据称起源于俄罗斯，玩法是给左轮手枪装入一粒子弹，转动弹巢。随后，参与者轮流将枪口对准自己扣动扳机。如果有人被子弹击中或有人不敢扣下扳机，游戏就结束。——译注

[2] 雅典的黄金时代大约是公元前480-公元前404年，始于希波战争，终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由于政治家伯里克利对这期间文化、艺术和民主的发展贡献卓著，该时代也称为伯里克利时代。——译注

[3] 帕特农神庙，雅典娜女神的神庙，于公元前5世纪建造，位于雅典的军事要塞——雅典卫城。——译注

[4] 美第奇家族由经商积累财富，通过开办银行而兴旺，随后插手政治和宗教，于13世纪至17世纪之间实际控制佛罗伦萨，产生了三位教皇和若干欧洲王室成员。洛伦佐·美第奇（1449-1492）于文艺复兴时期统治佛罗伦萨，他死之后，文艺复兴的中心从佛罗伦萨转移到罗马。——译注

[5] 伊斯兰黄金时代又称伊斯兰复兴，指从公元762年伊斯兰帝国迁都巴格达开始的约500年时间。其间穆斯林世界兴起重视知识的风气，汇聚了来自东西方多个文明的知识，科学、艺术、法律、文学、工程等各领域人才辈出，对整个世界乃至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海什木是这段时期最重要的伊斯兰学者之一，他被认为是现代光学、实验物理学和科学方法论之父，第一位理论物理学家，中世纪欧洲人称其为“托勒密第二”。——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