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创造力进化

在我们的行星上进化出来的无数生物适应性中，只有创造力能够产生科学或数学知识、艺术或哲学。创造力通过它带来的技术和制度，产生了壮观的物理效应，这些效应在人类居住区附近表现得最为明显，但在更远的地方也存在：地球陆地的很大一部分区域已经被用于人类目标。人类的选择（这本身就是创造性的产物之一）决定了要驱除、容忍或培养其他哪些物种，让哪些河流改道，铲平哪些山丘，保护哪些荒野。夜空中一个快速移动的明亮光点可能是一个载人空间站，它比运载任何东西的任何生物适应性都飞得更高、更快。它也可能是一颗卫星，人类用它进行通信，所跨越的距离是生物通信从来没有达到过的，它利用了无线电波和核反应之类的现象，是生物从未利用过的。创造性的独特影响主宰了我们对世界的体验。

现在这些体验包括了快速创新的体验。当你读到我这段话时，我写它所用的计算机将已经过时，那时会有功能更强、制造所需人力更少的计算机出现。人们会写出其他的书，建造新建筑，制造新产品，其中有些东西很快就会被取代，另一些东西存留的时间将比金字塔迄今屹立的时间还要长久。人们会作出惊人的科学发现，其中有些将永远改写教科书。创造力的所有这些结果，促成了一种日新月异的生活方式，它只有在一个长久存在的动态社会里才有可能实现，这样的社会本身就是一种只有用创造性思维才可能实现的现象。

然而，正如我在前一章和第1章里指出的，在我们这个物种的历史中，直到很近的时候，创造力才开始产生这些影响。在史前时代，在一个漫不经心的观察者（比如说一位来自外星文明的探险家）看来，人类进行创造性思考的能力根本不明显。在当时，我们看起来只是无休止地重复着我们在遗传上适应的生活方式，就像生物圈里数以十亿计的所有其他物种一样。我们显然会使用工具，但很多其他物种也会。我们会用符号语言交流，但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连蜜蜂都会。我们会驯养其他物种，但蚂蚁也会。仔细观察会发现，人类语言和人类使用工具的知识通过谜米传递，而非通过基因传递。这一点使我们相当不寻常，但创造力还是不明显：其他几个物种也有谜米。然而它们除了随机的试错之外，没有其他改进谜米的手段。它们也不能经历许多代持续取得改进。如今，把我们与其他物种在极大程度上区分开来的，正是人类用来改进思想观念的创造性。然而在人类存在的大多数时间里，创造性的使用并不明显。

在我们这个物种的前辈身上，创造力应该更加不明显，但它必定已经在那个物种身上进化出来了，否则就不会有我们。事实上，连续发生的、使我们前辈的大脑稍微更有创造性（或者更精确地说，我们现在认为是创造力 的那种能力更强）的变异带来的优势应该相当大，因为人人都知道，类人猿祖先进化成现代人类的速度按基因进化的标准来说非常快。我们的祖先繁殖后代的速度，必定一直比那些创造新知识的能力略差的表亲们更快。为什么？他们用这些知识来做什么？

如果我们对此没有更多了解，那么自然而然的答案就是，他们就像今天的我们一样运用这些知识来进行创新、理解世界，以改善他们的生活。例如，能够改进石器的人会造出更好的工具，从而获得更好的食物，养活更多子女。他们还可以造出更好的武器，不让对手基因的持有者获得食物和配偶，等等。如果事实是这样，古生物记录应该显示，这样的改进发生在人类世代的时间尺度上。但并非如此。

而且，在创造力进化期间，复制谜米的能力也在进化。据认为，生活在50万年前的直立人中，有一些成员懂得生火。该知识存在于他们的谜米里，而不是基因里。创造力和谜米传播一旦同时存在，就会大大提升对方的进化价值，因为这样的话，任何能改进某些事物的人都有办法把该创新传给所有子孙后代，大大增加了它给相关基因带来的利益。而且，创造力对谜米作出改进的速度，比随机试错要快得多。由于思想观念的价值没有上限，让两种适应性如脱缰野马一样协同进化的条件已经具备了，这两种适应性就是创造力和使用谜米的能力。

然而，这种情景也有问题。上述两种适应性可能确实产生了协同进化，但这种进化背后的驱动力不可能是人们改进思想观念并传给子孙，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同样应该能够在人类世代的时间尺度上积累改进。但在农业于1.2万年前诞生之前，每隔成千上万年才会发生一次显著变化。好像创造力方面每个微小的遗传改进都只产生了一次显著革命，然后就没有了，很像今天“人工进化”的实验。但为什么会这样？与今天的人工进化和人工智能研究不同，我们的社会进化出了真正的 创造力，正是这种能力创造了一股没有尽头的创新之流。

他们的创新能力在迅速增加，但他们几乎没有做出什么创新。这个问题伤脑筋之处不在于这种行为很古怪，而是因为，如果创新如此罕见，那它怎么会对多少有创新能力的个体的繁殖产生明显的效果？每隔成千上万年才会发生一次显著变化，可能意味着人群中最有创造力的个体也做不出多少创新，因而他们更强的创新能力并未产生对他们有利的选择压力。那为什么这种能力的微小改进一直迅速在人群中传播？我们的祖先必定把创造力用在了某些事物 上，而且经常使用、用到极致，但显然不是用来创新。它还能用来做什么呢？

有一种理论是，创造力进化出来不是为了提供功能优势，它仅仅是通过性选择进化出来的，人们用创造力制造炫耀效果以吸引配偶，比如色彩鲜艳的服装、装饰品、讲故事、谈吐风趣等。求偶时偏爱炫耀效果最有创造性的个体，与满足这种偏好的创造力协同进化，形成进化的螺旋。该理论认为，这就像是雌孔雀的偏好和雄孔雀的尾羽。

但是，创造力不太可能是性选择的目标。它是一种复杂适应性，直到今天我们还无法对它进行人工复制。因此，它应当比色彩或身体部位的大小和形状等属性更难进化出来，据认为后者之中有一些确实在人类和其他许多动物身上通过性选择进化出来了。据我们所知，创造力只进化出来了一次。而且，它的可见效果中大部分是累积的，在任何一个场合，都很难察觉拥有创造力的潜在配偶身上的微小差别，特别是在这种创造力并无实际用途的情况下。（试想一下，在今天通过一次艺术竞赛来察觉人们的艺术能力的微小遗传 差异会有多难。实际上任何这样的差异都会被其他因素淹没。）所以，与其进化出创造新知识的能力，我们何不进化出五颜六色的头发或指甲，或者无数其他进化起来容易得多、可靠评价起来也容易得多的属性中的某一种？

性选择理论的一个更有说服力的变种是，人们根据社会地位选择配偶，而不是直接青睐创造力。也许最有创造力的人能通过谋略或其他社会操纵手段更有效地获取地位。这可能使他们在具有进化优势的同时不产生任何我们能通过证据看到的进步。然而，所有这类理论仍然需要解释以下问题：既然创造性集中用于其他目的，为什么没有同样 用于功能性目的？一位通过有创造性的谋略夺取权力的首领，为什么不会想到制造更好的狩猎长矛？一位发明了这种东西的下属为什么不会受到青睐？与此类似，对艺术性的炫耀效果动心的潜在配偶为什么不对实用创新同样 动心？不管怎样，有些实用创新本身就会帮助发现者制造出更好的炫耀效果。而且创新有时候可以延伸，在一代人里用来制作装饰珠串的新技巧，在下一代人里可能成为制造弹弓的技巧。为什么当初的实用创新这么稀少？

根据前一章的讨论，大家可能会猜想，这是因为人们生活的部落或家族是静态社会，任何明显的创新都可能降低一个人的地位，从而降低这个人作为配偶的条件。那么，人要怎样通过比别人更多地运用创造性来获得地位，同时不会因为违反禁忌而遭人注意？

我认为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比通常标准更忠实地实践该社会的谜米。表现出格外的遵从和顺服，格外强烈地抑制创新。对于这样的突出表现，静态社会只能选择给予奖励。这么说，增强创造性可以帮助人比别人更少地 创新？这成为一个关键问题，我将在后面谈到。但首先我要谈谈第二个伤脑筋的问题。

怎样复制一种意义？

人们通常认为（比如布莱克摩尔认为），谜米复制的特征是模仿 。但事情不可能是这样的。一个谜米是一个思想观念，我们不能观察到别人头脑里的观念。我们也没有硬件可以用来把它们像计算机程序那样从一个头脑下载到另一个头脑，也不能像DNA分子那样复制它们。因此，我们不可能在字面意义上复制或模仿谜米。我们获取其内容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其持有者的行为（包括他们所说的话以及他们的行为造成的结果，例如文字作品）获取。

谜米复制始终遵循这样一种模式：一个人直接或间接观察谜米持有者的行为，然后（有时是立刻，有时是观察之后许多年），持有者头脑里的谜米出现在这个人自己的头脑里。它们是怎么到达那里的？看上去有点儿像归纳，不是吗？但归纳是不可能的。

在谜米复制的过程中，看上去要对持有者进行模仿。例如我们通过模仿词语发音来学习词语；在别人对我们挥手时模仿所看到的东西，从而学会挥手。因此，表面上（甚至我们内心也这么认为）我们看似在模仿其他人的做法，记住他们说了什么、写了什么。这种常识性的误解甚至得到了事实的印证：我们这个物种现存的亲缘关系最近的动物——类人猿拥有模仿能力（比人类的模仿能力有限得多，但仍然很引人注目）。但是，正如我将要解释的，事实是模仿人的行为、记住他们的话不可能成为人类谜米复制的基础。这些方法在现实中所起的作用很小，其中绝大部分无关紧要。

谜米的获取来得那么自然，以至于人们很难认识到这是一个多么神奇的过程，或者认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尤其难看到的是，知识 从何而来。就算是最简单的人类谜米里，也包含着大量知识。当我们学着挥手时，所学到的不仅是这个手势，还有在什么场合挥手合适、怎样挥手、对谁挥手。大部分这些东西都没有人告诉我们，但我们还是学会了。同样，当我们学会一个词语时，所学到的不仅是它的含义，还包括许多隐含的细微之处。我们是怎样获得这些知识的？

不是通过模仿谜米持有者。波普尔讲科学哲学课时，一开始往往要求学生们去“观察”，然后不说话，等着有人问他们应该观察什么 。他用这种方式来展示经验主义的诸多缺陷之一，该缺陷今天仍然是常识的一部分。他会向学生解释，如果没有预先存在的知识，就不可能进行科学观察，这些知识涉及要去看什么、寻找什么、怎样去看、怎样解释看到的东西。于是他接下来会解释，理论必须先行。理论要靠猜想得来，而不是推演得来。

如果波普尔让他的听众去模仿 而不仅仅是观察，同样可以说明这一观点。逻辑是一样的：他们应该根据什么样的解释性理论来“模仿”？模仿谁 ？波普尔吗？如果是这样，他们是不是应该走上讲台，把他推到一边，自己站在他刚才站的地方？如果不这样，他们是不是起码应该转过身去面向教室后方，以模仿他的面向？他们是否应该模仿他那浓重的奥地利口音，还是用正常腔调说话，因为波普尔是在用他自己的正常腔调说话？或者他们这会儿什么特别的事也不做，只是在他们自己成为哲学教授时在课堂上进行同样的试验？“模仿波普尔”有无穷多种可能的诠释，每一种都界定了模仿者的一种不同行为。其中许多方式彼此大相径庭。每一种方式都对应一种不同的理论，解释波普尔的头脑里什么想法造成了他被人观察到的行为。

因此，没有“仅仅模仿行为”这回事，更不用说通过模仿行为来发现这些想法 。在模仿行为之前 ，就必须知道想法。模仿行为不可能是我们获取谜米的方式。

假想中通过模仿导致谜米复制的基因，必然也要指定模仿谁 。例如布莱克摩尔提出，标准可能是“模仿最好的模仿者”。但这是不可能的，原因同上。在评价别人模仿得有多好之前，必须已经知道或猜测到他们在模仿什么 （行为的哪些方面，谁的行为），哪些情况算数，怎样评价。

如果行为包括陈述 谜米，也是一样的。正如波普尔所说的，“人不可能用不会被误解的方式说话”。人们只能陈述明确内容，而这不足以界定谜米或其他事物的含义。就算是最明确的谜米例如法律，也有着隐含内容，如果没有这些内容，谜米就无法得到实践。比方说，许多法律谈到了“合理”，但没有人能把这个属性定义得足够精确，使得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也能用该定义来裁决罪案。因此，我们肯定不是通过聆听关于“合理”这个词的含义的陈述 来学到它的意义。但我们确实学到了，而且同一文化中的人学到的含义版本足够相近，法律在此基础上可以实施。

任何情况下，就像我在前一章中谈到的，我们都对自己的行为规则缺乏明确了解。我们对母语口语的规则、含义和模式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隐性的，然而我们还是能以相当高的保真度把这些规则传给下一代，还包括在新任持有者从未经历过的场合应用这些规则的能力，以及人们明确努力阻止下一代复制的说话模式。

实际情况是，人们需要隐性知识去理解法律和其他明确的陈述，而不是反过来。哲学家和心理学家非常努力地要去发现我们的文化心照不宣地做出的一些假设并使其明确化，包括关于社会体制、人性、对与错、时间与空间、意图、因果关系、自由、必要性等的假设。但我们并不是通过阅读此类研究成果来获得这些假设，而是用完全相反的方式。

在涉及引发行为的理论的先验知识方面，如果没有这种知识就不能模仿行为，那么猿怎么会出了名地能够模仿其他猿的行为？它们有谜米：它们可以观看其他已经知道怎么用新方法打开坚果的猿，从而学会这种方法。为什么猿不会被模仿的含义中无穷的模糊性搞糊涂？就算是鹦鹉也出了名地能模仿其他鹦鹉，它可以记住几十种听到过的声音，并在后来重复这些声音。它们怎么处理模仿的模糊性，知道要模仿什么声音、何时重复这些声音？

它们通过事先拥有相关的隐性理论来处理模糊性。或者不如说，它们的基因知道这些理论。进化把“模仿”的含义的某种隐性定义植入了鹦鹉的基因，对鹦鹉来说，这意味着把满足某些先天标准的声音记下来，在满足另一些先天标准的环境中重复这些声音。这会导致鹦鹉在生理学方面的一个有趣事实：鹦鹉的脑子里必须包含一套翻译系统，分析来自耳朵的神经信号，并输出信号使鹦鹉的声带发出同样的声音。这种翻译需要一些复杂计算，这些计算编码在基因里，而不是在谜米里。据认为这在部分程度上是通过一套基于“镜像神经元”的系统实现的。这些神经元在一只动物作出特定动作时激发，在这只动物看到其他动物作出相同动作时也会激发。人们已经通过实验在有模仿能力的动物身上找到了这些神经元。有些科学家相信人类谜米复制是模仿的复杂形式，他们倾向于认为镜像神经元是理解人类头脑的各种功能的关键所在。不幸的是，这是不可能的。

人们不知道鹦鹉为什么 会进化出模仿能力。这在鸟类中间是一种很常见的适应性，其作用可能不止一种。但是不管原因是什么，对我们当前谈论的话题来说，重要的是鹦鹉从来不能选择模仿哪种声音、模仿声音时要做什么。门铃声和狗吠声可能会碰巧提供满足天生标准的条件，触发鹦鹉的模仿行为，而且当它们模仿的时候，总是在模仿事物的同一个方面：声音。于是，它解决这种无穷的模糊性的方式就是，根本不做什么选择。它在这些条件下不会忽视狗叫声，也不会模仿狗摇尾巴，因为除了植入其镜像神经元系统的标准，它没有能力想到别的标准。它们没有创造力，并且靠着缺乏创造力来忠实复制声音。这很像人类在静态社会中的情形，除了一个关键区别之外，我下面会解释。

现在想象一下，有一只鹦鹉听过波普尔的课，学会了波普尔喜欢用的一些句子。在某种意义上，它“模仿”了波普尔的部分思想，一名对此感兴趣的学生原则上可以通过听这只鹦鹉讲话来学到这些思想。但鹦鹉只是把谜米从一处传播到另一处，所做的事并不比讲堂里的空气所做的更多。我们不能说鹦鹉获得了这些谜米，因为在这些谜米可能引发的无数行为中，它只会再现其中的一种。这只鹦鹉凭记忆来学习这些声音，它接下来的行为（比如对问题的回应）不会与波普尔相像。它拥有了谜米的声音，但不曾拥有谜米的含义。而含义——即知识——才是复制因子。

鹦鹉对它模仿的声音里的人类含义浑然不知。如果它听到的不是哲学课而是油炸鹦鹉食谱，也会热情地向任何愿意听的人学舌。但它对声音的内容并非浑然不知——它不同于机械的录音机。相反，鹦鹉既不会无差别地记录声音，也不会随机播放声音。它们天生的标准隐含地为它们听到的声音赋予了意义，只不过这种意义永远只是从同一套狭窄的可能性中选择出来的：例如，如果鹦鹉学舌的进化功能是创造出独特的叫声，那么它听到的每个声音要么是可能的独特叫声，要么不是。

类人猿能识别的可能含义比鹦鹉要多得多。其中有些含义相当复杂，以至于人们经常把类人猿的模仿行为错误诠释成与人类相似的认识的证据。例如，如果一只类人猿学到了用石头砸开坚果的新方法，它不会像鹦鹉那样盲目地按固定顺序重复这套动作。砸开坚果所需的动作每次都不一样：类人猿要用石头瞄准坚果；如果坚果滚走了，它可能必须去追赶它，把它拣回来；它必须不停地砸，直到坚果裂开，而不是砸固定的次数；如此种种。在该过程的某些阶段，类人猿的两只手必须合作，每只手完成一项不同的次级任务。在它开始砸坚果之前，必须能够识别出适合砸的坚果；它必须寻找石头，同样地识别出适合用来砸的石头。

这类活动可能看上去依赖于解释——依赖于理解这个复杂行为里的每个动作怎样与其他动作契合以实现整体目的，以及为什么这样。但最近的发现揭示了类人猿怎样能够模仿此类行为而不创造任何解释性知识。进化生理学家和动物行为研究专家理查德·伯恩通过一系列杰出的观察和理论研究显示了，类人猿怎样通过一个他称之为行为解析的过程做到这一点（行为解析类似于语法分析，或人类语言和计算机程序的“解析”）。

人类和计算机把连续的声音流或字符流拆分成单个元素，比如词语，然后把它们看成是由更长的句子或程序里的逻辑连接在一起。同样，在行为解析中（在人类语言解析出现之前，行为解析已经进化了成百上千万年），一只类人猿把它看到的一连串行动拆分成独立元素，对其中每一个元素，它都已经（通过遗传）知道怎样模仿。这些独立元素可能是天生的行为，例如啃咬；也可能是通过试错学到的行为，例如抓住荨麻而不被刺到；也有可能是以前学到的谜米。至于在不知其所以然的情况下用正确方式将这些元素连接在一起，人们已经发现，在每个已知的非人类复杂行为事例中，必要的信息都可以仅仅通过多次观察该行为、寻找简单的统计模式来获取——例如哪些右手动作通常会搭配哪些左手动作，哪些元素经常会被省略。这是一种效率非常低的方法，需要对行为进行大量的观察，而人类可以通过理解其目的来立即模仿这些行为。而且这种方法只允许用少数固定的方案把行为连接起来，因此只有相对简单的谜米能得到复制。类人猿可以立即模仿特定的独立动作，就是那些他们已通过镜像神经元系统获得了先验知识的动作，但它们学习一套涉及动作组合的复杂谜米要花好些年。然而这些谜米（以人类的标准看来只是平凡的简单把戏）有着巨大的价值，类人猿可以运用它们获取那些其他动物不得其门而入的食物来源，谜米进化使它们有能力更快地转向其他食物来源，比基因进化允许的快得多。

所以，一只类人猿（隐含地）知道另一只类人猿在“拣起一块石头”，而没有对这些动作进行无数其他可能的诠释，例如“在一个特定位置拣起一个物体”，因为拣起一块石头是它那套天生的可复制行为之一，而其他可能性不是。当然，情况也完全有可能是类人猿没有能力模仿“在一个特定位置拣起一个物体”的行为。注意，在这方面，类人猿不能模仿声音。它们甚至不能鹦鹉学舌（盲目重复声音），尽管它们拥有一套天生的复杂呼叫声，能够按遗传预先决定的方式发出这些声音、识别这些声音并据此采取行动。它们的行为解析系统没有进化出一套预先决定的翻译机制，用来把听到声音转变成发出同样的声音，因而它们无法模仿其他类人猿的声音。于是，在类人猿由谜米控制的各种行为中都没有特别定制的声音。

因此，在谜米复制的关键方面，模仿其他类人猿与鹦鹉学舌有着相同的逻辑：与鹦鹉一样，类人猿解决模仿时无穷的模糊性的方法，是已经隐含地知道它能够模仿的每个动作的含义。只有对自己能够模仿的动作，它才能把动作与一个意义联系起来，这确定了怎样在不同情形下执行“同样的”动作。类人猿谜米之所以能得到复制，而无须经历从另一只类人猿那里复制知识的不可能步骤，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实现的。谜米的接收者立即认识到行为中每个元素的意义，它通过统计分析把这些元素联系在一起，而不是通过发现这些元素如何在功能上互相支持而把它们联系在一起。

人类获取人类谜米的做法与此大相径庭。听众在听讲座或孩子在学说话时，他们面临的问题几乎与鹦鹉学舌或类人猿模仿行为完全相反：他们观察到的行为有何含义，这正是他们努力想要发现的东西，而不是预先知道的东西。动作本身，乃至把动作联系起来的逻辑，在很大程度上是次要的，事后往往会被完全忘掉。例如，已经是成年人的我们，根本不记得学说话的时候具体说了什么样的语句。如果一只鹦鹉模仿了波普尔讲课时说的一些话，必然会用他的奥地利口音进行模仿，鹦鹉不可能不带口音模仿说话。但人类的学生很可能无法带着 口音进行模仿。事实上，学生完全可能通过一堂课掌握了一个复杂谜米，却没有办法复述授课者所说的哪怕一句话，就算是课后马上复述也不行。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复制了谜米的含义（也就是它的全部内容），而根本没有模仿任何动作。就像我说的那样，模仿不是人类谜米复制的核心。

假设授课者多次提到一个特定的关键思想，而且每次都用不同的词语和手势来表达它，那鹦鹉（或者类人猿）的任务就比只模仿第一次难多了，学生的任务则容易多了，因为对人类观察者而言，每种不同的表达该思想的方法都会传递更多知识。或者假设授课者总是用同一种会改变含义的方式错误地表述，在最后进行一次更正。鹦鹉会模仿错误的版本，而学生不会。就算是授课者根本没有纠正错误，一位人类听众也很有可能理解授课者头脑中的想法，并且仍然不模仿任何行为。如果其他人对这堂课进行报道，但报道中存在严重误解，一位人类听众仍然 可能通过解释报道者的误解和授课者的意图来察觉授课者本来是什么意思——就像一位魔术专家就算只听观众对他们看到的东西进行错误的描述，也能知道魔术技巧到底是怎么回事。

人类不去模仿行为，而试图去解释行为——去理解导致行为的想法，这是人类解释世界的一般目标中的一个特例。如果我们成功地解释了某个人的行为，并且认可导致行为的意图，我们就可能表现得与这个人“相似”。但如果我们不认可这些意图，就会表现得与这个人不相似。由于创造解释是我们的第二天性（或者不如说是第一天性），我们很容易把获得谜米的过程误解为“模仿我们看到的”。我们利用解释“看”透了行为，直达其中的含义。鹦鹉模仿特定的声音；类人猿模仿有限的一类特定的、有明确目的的动作。但人类并不会特地模仿任何行为。他们运用猜想、批评和实验来创造对于事物含义的好解释——这些事物包括其他人的行为、自己的行为、世界总体上的行为。如果我们最终表现得与其他人相似，那是因为我们重新发现了同样的思想观念。

这就是为什么观众在课堂上努力消化授课者的谜米时，不会试图面朝讲堂后方，或者以无穷多其他方式中的任何一种来模仿授课者。对于授课者的哪些东西值得模仿，他们拒不接受上述诠释，这不是因为他们像其他动物一样因为遗传的原因想不到这些诠释，而是因为这些诠释是对授课者行为的坏解释，以听众自己的价值观来看是坏思想。

两个难题答案相同

在这一章中，我提出了两个难题。第一个是为什么人类的创造力在几乎没有创新的情况下具有进化优势。第二个是人类谜米怎么可能得到复制，既然它们包含的内容是接收者永远观察不到的。

我认为这两个难题的答案是一样的：复制人类谜米的是创造力；创造力在进化的过程中被用于复制谜米 。换句话说，它被用来获取已存在的知识，而不是创造新知识。但完成这两件事的机制是同一个 ，因此，通过获得完成前一件事的能力，我们自动拥有了完成后一件事的能力。这是延伸的一个重要例证，造就了几乎所有的人类独有事物。

获取谜米的人面临着与科学家相同的逻辑挑战。两者都必须发现一个隐藏解释。对前者而言，该解释是其他人头脑中的一个思想观念；对后者而言，是一种规律或一条自然法则。两者谁都不能直接触及这个解释，但都能获取可用来检验解释的证据，对前者是谜米持有者被观察到的行为，对后者是与法则一致的物理现象。

因此，人怎么可能把行为重新翻译成包含其含义的理论，这个难题与科学知识从哪里来的难题是一样的。谜米通过模仿持有者的行为来得到复制，这个错误与经验主义、归纳主义或拉马克主义的错误也是一样的。它们全都需要有一种自动把问题 翻译成解决方案的方式（类似于行星运动的问题，或者怎样够到高树上的叶子的问题，或者怎样让猎物看不到自己的问题）。换句话说，它们假设环境（其形式是一种观察到的现象，或者比方说一棵很高的树）能“指示”头脑或基因组怎样面对挑战。波普尔写道：

归纳主义或拉马克主义的方法，着眼于来自外界或环境的指令这样一种观念。但批评的或达尔文主义的方法只允许来自内部的指令——来自结构自身内部……

我认为，不来自结构的指令是不存在的。我们并不是通过模仿来发现新事实或新效应，也不是通过观察以归纳方式来推断，也不是由来自环境的其他指示方式来获得。相反，我们用的是试验并消除错误的方法。正如恩斯特·贡布里希所说，“先制作，后匹配”，一个新的试验结构的积极产物先产生出来，再接受淘汰检验。

——《框架的神话》

波普尔也大可以这样写：“我们并非通过模仿来获取新谜米 ，也不是通过观察以归纳方式来推断，也不是由对环境的其他模仿方式或者来自环境的其他指示方式来获得。”人类谜米（即含义大部分没有在接收者头脑里预先确定的谜米）的传播只可能是接收者的一种创造性活动。

谜米同科学理论一样，不是从任何东西推演而来的。它们由接收者重新创造，是猜想性质的解释，在暂时被采纳之前要经受批评和检验。

这种创造性地提出猜想、批评和检验的模式，既然能产生明确的思想观念，也能产生隐含的思想观念。实际上所有的创造力都是这样，因为没有哪种思想观念能够完全明确表达。当我们提出一个明确猜想时，它也拥有隐含元素，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其存在。所有的批评也都是这样。

因此，就像在通用性的历史中经常发生的那样，人类的通用解释能力并不是为了某种通用功能进化出来的。它进化出来只是为了增加我们的祖先能获取的谜米信息量，加快获取的速度，提高精度。但鉴于进化做到这一点的最容易方式是，通过创造力赋予我们一种进行解释的通用能力，实际上它就是这么做的。认识论的这个事实不仅解决了我提到的两个难题，还从一开始就给出了人类创造力进化的原因，因而也给出了人类这个物种进化的原因。

实际情况必定与此类似。在早期的前人类社会里，只有非常简单的谜米，就是类人猿现在拥有的那一类谜米，虽然也许有着更丰富的可模仿的基本行为。这些谜米涉及实用事物，诸如怎样获取用其他方式无法得到的食物。这类知识的价值必定非常高，因而这准备好了现成的位置，供任何能减少复制谜米所需的努力的适应性去占据。创造力是占据这个位置的终极适应性。随着创造性增长，协同进化出了更多的适应性，例如记忆容量增加（用来存储更多谜米），更精细的运动控制，用于处理语言的脑部专门结构。于是，谜米的带宽（能够从一代人传给下一代人的谜米信息量）也增加了。谜米还变得更加复杂和精密。

这就是我们这个物种进化出来的原因和方式，也解释了为什么人类当初进化出来的速度很快。谜米逐渐主导了我们祖先的行为。谜米进化发生了，就像所有的进化一样，它永远是朝着忠实度更高的方向。这意味着越来越反理性。在某个时候，谜米进化实现了静态社会——应该是部落的形式。因此，创造力方面的所有增长始终没有产生出创新之流。创新仍然慢得让人察觉不到，虽然创新的能力正在迅速增长。

就算是在静态社会里，谜米也在进化，这是出于难以察觉的复制错误。它们进化的速度慢得让任何人都注意不到，难以察觉的错误无法被压制。谜米在总体上会朝着更忠实复制的方向进化，就像其他进化一样，从而使社会更加静态。

在这样一个社会中，违背人们对于合理行为的期待会导致人的地位降低，满足这些期待会使地位上升。这些期待可能来自父母、祭司、酋长、潜在的配偶（或者社会中任何控制着交配权的人）——他们大体上也遵从着社会的希望和期待。这些人的观点将决定一个人进食、生存和繁殖的能力，从而决定其基因的命运。

但人怎样去发现其他人的愿望和期待？这些人可能发出命令，但绝不可能具体指定他们期待的每个细节，更不要说关于怎样去实现这些期待的每个细节。一个人被命令做某些事（或被期待做某些事，比方说把这当作一种考虑给予食物或进行交配的条件）的时候，可能会想起曾看到一位已经受尊敬的人是怎样做同一件事的，然后可能努力去模仿这个人。为了有效地做到这一点，人必须理解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然后尽力去实践它 。一个人通过复制和遵循他的酋长、祭司、父母或潜在配偶关于人应当为什么而奋斗的标准，就有可能博得这些人的好感。一个人如果能复制整个部落关于什么东西有价值的思想观念，并照此行动，就有可能博得整个部落的好感。

因此，矛盾的是，要在静态社会里生活得好，创造力是必需的——让人的创新精神比其他人更少 的创造力。知识少得可怜、只有靠压制创新才能生存的原始静态社会，就是这样产生了一种环境，非常有利于更强创新能力的进化。

在那些观察我们祖先的假想外星人看来，在创造力的进化开始之前，一个由拥有谜米的高级类人猿组成的社群，表面上看起来很像那些已经向通用性跳转的后代社群。后者只是拥有多得多的谜米，但使这些谜米忠实复制的机制应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早期社群里的动物要靠缺乏创造力来复制其谜米，而人类虽然生活在静态社会里，却完全要依靠创造力来复制谜米。

就像所有朝通用性跳转的情形一样，跳转从渐变中突现出来的方式十分有趣，值得认真思考。创造力是软件 的一种属性。正如我所说的，如果我们知道怎样编写（或进化）人工智能程序，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笔记本电脑上运行这样的程序。就像所有软件一样，该程序需要计算机拥有特定的硬件指标，从而能在一定时间内处理一定数量的数据。使创造力能够付诸实践的硬件指标，正好是创造力之前的谜米复制特别青睐的那些。最主要的一个指标应该是记忆容量，一个人能记住的东西越多，能实践的谜米就越多，实践谜米的精确度也越高。但可能还有其他的硬件能力，诸如镜像神经元，它用于模仿比类人猿更多的基本动作，例如语音的基本发音。语言能力的这种硬件辅助与更大的谜米带宽同时进化出来，是自然而然的事。因此，到创造力进化出来的时候，基因与谜米之间应当已经出现了重要的协同进化：基因进化出硬件以支持更多、更好的谜米，谜米进化得接手更多从前属遗传范围的功能，例如对配偶的选择、进食和战斗的方法，等等。因此我推测，创造力程序并非完全是天生的，它是基因与谜米的结合。虽在任何创造性程序出现之前，人类大脑的硬件就已经能够具有创造性（并且有感觉、意识以及其他各种东西）。考虑这段时期内一系列的头脑，最早能够支持创造力的头脑应当需要极其精妙的编程技巧，以便用勉强够用的硬件来实现这种能力。随着硬件升级，创造力的编程变得更容易，直到某个时刻容易得可以由进化轻松完成。我们不知道，在这段走向通用解释者的道路上，到底是什么东西在逐渐增长。如果我们知道的话，我明天就可以编出一个这样的程序。

创造力的未来

在布莱克摩尔和其他人认识到谜米在人类进化中的意义之前，对于到底是什么样的根本原因推动一种看上去很普通的类人猿迅速变成一个能解释和控制宇宙的物种，人们提出了各式各样的猜想。有些人提出是直立行走的适应性，它解放了前肢，结合与四指相对而生的拇指，专门从事操作。有些人提出气候变化青睐那些使我们的祖先更擅长利用多种环境的适应性。此外，就像我说的那样，性选择永远是解释快速进化的一个候补理论。还有“马基雅维利假说”，认为人类智能进化出来是为了预测其他人的行为，从而欺骗他们。还有假说认为，人类智能是类人猿模仿能力的适应性的加强版，我说过了这不可能是真的。不过，布莱尔摩尔的“谜米机器”观念应当是真实的，该观念认为人类头脑是为了复制谜米而进化。它之所以是真的，原因在于，不管是什么东西 触发了任何此类属性的进化，创造力都必须同样进化出来。因为如果没有人类谜米（解释性谜米），就不可能有人类水平的思想成就；认识论法则指出，如果没有创造力，就不会有这样的谜米。

创造力不仅是人类谜米复制的必要条件，也是充分条件。耳聋、失明和瘫痪的人仍然能够或多或少甚至完全获取和创造人类思想观念。因此，要让人类拥有创造力，直立行走、精细动作控制、把声音解析成词语的能力以及任何其他的适应性都不是功能上必需的，虽然它们可能在为人类进化创造条件方面起到了历史作用。对于理解今天的人类是什么，它们也缺乏哲学上的重要性。今天的人类也就是人 ：创造性的通用解释者。

正是创造力造成了类人猿谜米和人类谜米之间的差异，类人猿谜米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复制，能够表达的知识本质上很有限，而人类谜米传播起来很容易，其表达能力是通用的。在这个意义上，创造力的开始就是无穷的开始。现在我们还没有办法分辨，创造力在类人猿中间开始进化的可能性有多大。但这个进化一旦开始，就会自动产生选择压力让它继续进行下去，并让其他有利于谜米的适应性随之出现。这种增长应当贯穿了所有的史前静态社会。

现在看来，我在前一章中描绘的静态社会的可怕之处，可以视作宇宙对人类搞的一个可怕的恶作剧。我们的创造力进化出来是为了增加我们能运用的知识，并且立刻有能力产生一条没有尽头的实用创新之流，但它从一开始就被创造力所保存的知识——谜米——所阻碍，无法做到这些。个人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好而进行的奋斗，从一开始就被一种超级邪恶的机制引上了邪路，使他们的努力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进行，去阻挠一切改进的企图，永远把众生困在粗陋、痛苦的状态中。只有几十万年之后的启蒙运动（天知道此前有过多少次错误的开始），才可能最终使人类能够逃出那种永恒，进入无穷。

术语

模仿 ——复制行为。它不同于人类谜米的复制，后者复制导致行为的知识。

“无穷的开始”在本章的意义

——创造力的进化。

——创造力的功能转变，从忠实保存谜米的原始功能，转向创造新知识的功能。

小结

乍看起来，创造力在人类进化过程中不会有用，因为知识的增长过于缓慢，不能使更有创造力的人拥有任何选择优势。这是一个难题。第二个难题是：既然不存在把复杂谜米从一个头脑下载到另一个头脑中的机制，复杂谜米怎么可能存在？复杂谜米并不指向特定的身体动作，而是指向规则。我们能看到动作，但看不到规则，那我们怎样复制规则？我们通过创造力复制它们。这解决了以上两个问题，因为创造力就是为了把谜米保持原样复制下去而进化出来的。这是我们这个物种得以存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