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不可维持

南太平洋上的复活节岛之所以著名，主要是——说白了，仅仅是 ——因为岛上的居民在几百上千年前修建的巨石像。石像的用途不为人知，据认为与某种祖先崇拜的宗教有关联。第一批定居者可能早在公元5世纪左右就抵达此岛。他们建立了一个复杂的石器时代文明，该文明在一千年后突然崩溃。根据一些说法，岛上发生了饥饿、战争，还可能有人类的同类相食。人口下降到原有数量的极小一部分，文化消失了。

流行的说法是，复活节岛上的灾难是岛民自己招来的，部分是由于砍伐原先覆盖岛上大部分区域的森林。他们在消灭树木的同时，还消灭了大多数有用的物种。如果你依靠木材建造房屋，或者主要靠吃鱼为生，而渔船和渔网要用木材制作，则上述做法实在不明智。砍伐森林还带来了土壤侵蚀之类的连锁效应，加速破坏岛上居民所依赖的环境。

一些考古学家对此抱有异议。例如特里·亨特的结论是，居民在13世纪才来到岛上，在森林被摧毁（他将此归咎于老鼠，而不是砍伐树木）期间，他们的文明继续发挥功能，直到与欧洲人接触带来的传染病摧毁了它。不过，在此我不想讨论流行理论是否准确，只想拿它当作一个常见谬误的例证——通过类推来讨论远远不那么狭隘的问题。

离复活节岛最近的人类居住地，是大约2000公里之外的皮特凯恩岛（博爱号 [1] 上的船员在那场著名的叛乱之后在此避难）。就算以今天的标准来说，这两个岛与其他地区的距离都非常遥远。不过在1972年，雅各布·布洛诺夫斯基来到复活节岛，为他那部杰出的电视系列片《人之上升》拍摄取材。他和剧组乘船从加利福尼亚州出发，航行了1.4万公里。当时他的身体很差，工作人员是把他抬到拍摄地点的，毫不夸张。但他坚持了下来，因为那些独特的石像对他来说是一个绝好的背景，适合用来传达这部片子的中心思想，该思想也是本书的主题，即我们的文明因为它取得进步的能力而在历史上独一无二。他希望颂扬我们这个文明的价值观和成就，并将后者归功于前者，同时把我们的文明与其他文明进行对比，后者由古代的复活节岛集中体现。

《人之上升》由博物学家大卫·艾登堡委托拍摄，他当时是英国电视频道BBC2的主管。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艾登堡已成为自然历史影片制作领域的元老，他带领另一个摄制组来到复活节岛，拍摄另一部电视系列片《地球的声明》。他也选择了这些面容冷峻的石像作为最后一幕的背景。唉，他传达的思想差不多完全与布洛诺夫斯基背道而驰。

这两位伟大的制作人在一些方面非常相似，包括富有感染力的惊奇感、清晰的表述和人道主义，但他们对这些石像的不同态度，直接昭示了他们在哲学上的差异。艾登堡把这些石像称为“令人惊叹的石像……生动地体现了曾经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所拥有的技术和艺术技巧”。我很怀疑艾登堡到底有没有那么佩服这些岛民的技巧，在其他石器社会里，几千年前就有比这更高明的技巧了。我觉得他是出于礼貌，因为在我们的文化里，对一个原始社会的任何成就都大加赞赏，乃是社交礼节之所需。但布洛诺夫斯基不愿意遵从这种习俗。他说：“关于复活节岛，人们经常问：岛上的人是怎么来到这里的？他们来到这里是由于意外，这一点毫无疑问。问题在于，他们为什么不离开？”他可能还会问，为什么其他人没有跟上来与他们做生意（除了复活节岛之外，波利尼西亚的其他岛屿之间贸易非常活跃），或者打劫他们，或者向他们学习？因为他们不知道怎样去做。

至于说石像“生动地体现了……艺术技巧”，布洛诺夫斯基也根本没有提到。对他而言，这些石像只是生动地体现了失败，而不是成功：

关于这些石像（见图17-1）的关键问题是，他们为什么都一个模样 ？你看到他们坐在那里，就像第欧根尼坐在他的桶里 [2] ，用他们空荡荡的眼窝望着天空，看着太阳和星星经过头顶的天空，从来没有试图去理解它们。当荷兰人在1722年的复活节星期日发现这个小岛时，他们说这个地方足以成为人间天堂。但它并不是这样。人间天堂不是由这种空洞的重复制品构成的……这些冷冰冰的面孔，渐渐消散的薄雾中的这些呆板的躯体，表明这种文明没能在理性知识的上升之路上迈出第一步。

——《人之上升》（1973）

图17-1　复活节岛上的石像记录

这些石像全都是一个样子，因为复活节岛是一个静态社会。它从来没有迈出人类上升的第一步——无穷的开始。

岛上的数百座石像是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陆续建造的，其中处在预定位置上的不到一半。其余的石像，包括最大的一座，都处于不同的完成阶段，有多达10%已经在专门修建的路上进行转运。对此也有许多各不相同的解释，但根据流行理论，这是因为就在他们永远停止建造石像之前，建造速度曾急剧加快。换句话说，当灾难逼近时，岛民们越发不努力去解决问题——因为他们不知道怎样解决——而是为他们的祖先建造更多更大（但基本上不会更好）的纪念碑。那些道路是用什么修建的？树木。

在布洛诺夫斯基制作他的纪录片时，关于复活节岛文明是怎样灭亡的，还没有具体的理论。但与艾登堡不同，他对此不感兴趣，因为他去复活节岛的整个目的就是指出我们的文明与另一类文明之间的巨大差异，后者就是与建造那些石像的文明相似的文明。他要传达的思想是，我们与他们不相似。我们迈出了他们未曾迈出的那一步。艾登堡的论述完全以相反的论调为基础：我们与他们相似，正跟随他们的脚步前进。因此，他把复活节岛文明与我们的文明进行了广泛的类比，特征对应特征，危险对应危险。

在地球上一个偏远的地方……可以看到关于未来情景的一个警示。当第一批波利尼西亚人到达这里时，他们发现了一个微型世界，这里有充足的资源来维持他们的生存。他们生活得很好……

——BBC：《地球的声明》（2000）

一个微型世界 ，正是这几个字让艾登堡万里迢迢来到复活节岛讲述它的故事。他相信复活节岛是对世界的一个警示，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出了问题的微型世界——一艘宇宙飞船地球号。它有着“充足的资源”来维持它的人口，就像地球看似有充足的资源来维持我们的生存。（想象一下，要是马尔萨斯知道地球上的资源在2000年还被悲观主义者称作是“充足的”，他会多么惊讶。）岛上的居民“生活得很好”，像我们一样。但他们在劫难逃，正如我们如果不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也会在劫难逃。如果我们不改变，“未来情景”是这样的：

曾经维持他们的古老文化被抛弃，石像倒塌。曾经富饶肥沃的微型世界，变成了荒芜的沙漠。

艾登堡同样为这种古老文化说了好话，说它“维持”了岛民（就像充足的资源维持岛民生存，直到他们无法可维持 地使用这些资源）。他用石像的倒塌来像征文化的灭亡，仿佛在向我们发出未来灾难的警告；他还重申了他的微型世界比喻，把古代复活节岛的社会和技术与我们今天整个星球上的社会与技术进行比拟。

因此，艾登堡的复活节岛是宇宙飞船地球号的一个变种：“富饶肥沃”的生物圈和 静态社会的文化知识，共同 维持着人类的生活。在此背景下，“维持”是一个含糊得意味深长的词。它的意思可以是向人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但也可以是防止事物发生变化——这与前者差不多完全相反，因为压制变化通常不是人们所需要的东西。

当前在牛津郡维持人类生活的知识只在第一种意义上维持，它不会使我们每一代人都采取相同的传统生活方式。事实上它在阻止我们这样做。比较一下：如果你的生活方式只是让你建造一座新的巨大雕像，你以后可以完全与从前一样生活。这是可维持的 。但如果你的生活方式让你发明了一种更高效的耕种方法，或者为一种夺去许多儿童生命的疾病找到疗法，它就是不可维持的 。本来会死去的儿童活了下来，导致人口增长；同时，他们中间不再需要那么多人去田里耕作。生活再也不会跟从前一样了。你必须让这个解决方案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并着手解决它带来的新问题。正是由于这种不可维持性，气候比亚热带的复活节岛恶劣得多的不列颠岛，现有的文明维持的人口密度至少是复活节岛巅峰时期人口密度的三倍之多，生活水平也要高得多。可以说，这个文明拥有知识，知道怎样在曾经覆盖不列颠岛大部分区域的森林消失之后生活得很好。

复活节岛居民的文化在两种意义上都维持着他们。这是一个正常运作的静态社会的重要标志。它为居民们提供了一种生活方式，但也抑制了变化：它维持了他们一代又一代反复实行相同行为的决心。它维持了把森林（在字面意义上）置于石像之下的价值观。它维持了石像的形状以及建造更多石像的无意义工程。

而且，该文化中通过提供人们所需的东西来维持他们的那一部分内容，表现并不特别出色。其他石器社会能够从海中捕鱼、播种谷物，而不是把精力浪费在无休止地建造纪念碑上。而且，如果流行的理论是对的，那么复活节岛的居民在文明崩溃之前就开始死于饥饿。换句话说，该文化就算是在停止供养他们之后，仍然熟练地维持他们实行特定模式的行为，这种熟练是灾难性的。此外，它继续有效地防止人们通过唯一可能有效的方式解决问题，即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艾登堡认为这个文化曾经非常有价值，它的毁灭是一个悲剧。布洛诺夫斯基的观点则与我的观点接近，认为既然这个文化从来没有改进过，它能存续 几百上千年才是一个悲剧，就像所有的静态社会一样。

从复活节岛的历史中得出可怕教训的，不是艾登堡一个人。它已经成为宇宙飞船地球号比喻的一个被广泛援引的版本。但教训背后的类比到底是什么？认为文明依赖于良好的森林 管理，这种观念的延伸范围极小。但是，生存依赖于良好的资源 管理，这种广泛诠释差不多等于没说：任何 物理对象都可能被视作一种“资源”。而且，由于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所有的灾难都源于“资源管理不善”。古罗马统治者尤利乌斯·凯撒被刀刺死 [3] ，人们可以总结说，他的错误在于“铁管理不谨慎，导致体内的铁过量累积”。确实，如果他成功地使铁远离自己的身体，就不会（刚好）那样死去。但作为对于他怎样死去、为何死去的一个解释，这种说法完全没有抓住重点，十分荒唐。问题的有趣之处不在于刺死他的是什么东西，而是其他政治家怎样密谋用暴力手段除掉他并且获得成功。波普尔式的分析将着眼于如下事实：凯撒采取了严厉手段，使人们无法不使用 暴力就把他赶下台。他们关注的另一个事实是，凯撒被除掉并未纠正这种压制进步的创新，反而加强了它。为了理解这些事件以及它们更广泛的意义，人们必须理解当时的政治、心理学、哲学，有时还有神学，而不是去关心刀子。复活节岛的居民可能是因为管理森林不善而遭到惨败，也可能不是。不过，如果他们确实因为森林管理问题而灭亡，相关的解释也不在于他们为什么犯了这种错误——问题是不可避免的——而在于为什么他们未能纠正错误。

我在前面说过，自然规律不可能对进步施加任何约束，第1章和第3章的论述表明，否认这一点相当于诉诸超自然。换句话说，进步是可维持的 、无限期的。但是，这要通过采取特定思维方式和行为的人来实现，也就是启蒙运动特有的解决问题和创造问题的那一类思维方式和行为。这需要一个乐观主义的动态社会。

乐观主义的结果之一是，人们希望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不管是自己的失败还是他人的失败。但认为我们的文明要从复活节岛居民在森林管理方面的失败中吸取教训，这种观念并不是根据我们的情形与他们的情形在结构上的任何相似之处推导出来的。因为他们实际上在所有的方面都没有取得进步。没有人指望根据复活节岛居民在医学上的失败来解释我们在治疗癌症方面遇到的困难，或者根据他们在理解夜空方面的失败来解释为什么量子引力理论对我们来说那么难以捉摸。复活节岛居民的错误，包括方法论错误与实际错误，都太过基本，对我们来说无关紧要。他们那糟糕的森林管理——假如这真的是毁灭其文明的原因——只是他们全面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的一个典型表现。如果我们研究他们那许多微小的成功，要比研究他们完全司空见惯的失败要好得多。如果我们能发现他们的经验法则（例如“石面覆盖”，用于在贫瘠的土壤上种植谷物），可能会找到有价值的历史学和人类学知识片段，甚至可能发现一些有实用价值的东西。但从经验法则中是得不出什么普遍结论的。要是一个原始静态社会的崩溃的细节关系到我们这个开放、动态、科学的社会面临的隐藏危险，那就太让人惊讶了，更不用说关系到我们要怎样应对这些危险。

那些可能拯救复活节岛文明的知识，我们在很多世纪以前就掌握了。六分仪可以让他们探险出海，带回新的树种和新的思想观念。更多的财富以及书面文化，可以让他们能从一场灾难性的瘟疫中恢复过来。但最重要的是，如果他们知道了我们的一些解决问题的思路，比如科学观念的雏形，将能更好地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知识不能保证让他们安居乐业，就像对我们不能保证一样。然而，他们的文明由于缺乏一些我们早就发现的东西而毁灭了，这个事实不能成为对我们的“未来情况”的不祥“警示”。

这种以知识为基础解释人类事件的方法，遵循了本书的总体观点。我们知道，要实现任何不被物理规律禁止的物理转变（例如再造森林）都只是一个知道怎样去做的问题。我们知道，发现怎样去做是一个寻求好解释的问题。我们还知道，一次特定的追求进步的努力是否会成功，是高度不可预测的。事后追溯时可以判断出来，但无法预先知道。这样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炼金术士从来不能成功地进行嬗变：因为他们必须先懂得一点核物理学，而当时不可能有人懂这些。他们所取得的进步（这些进步促进了化学科学的诞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炼金术士个人的想法 ，手边有哪些化学物质可用之类的因素并不重要。地球上几乎所有的人类居住区域，都存在着无穷的开始的条件。

生物地理学家贾雷德·戴蒙德的在他《枪炮、细菌与钢铁》一书中表达了相反的观点。他提出了他所谓的“终极解释”来说明人类历史在不同的大洲为什么如此不同。特别是，他试图解释为什么是欧洲人出航征服美洲、大洋洲和非洲，而不是反过来。在戴蒙德看来，历史事件中的心理学、哲学和政治在历史的大河中只不过是短暂的涟漪。历史进程与人类的思想和决策无关。具体来说，他认为，地球上的各大洲有不同的天然资源——不同的地理、植物、动物和微生物——抛开细节不谈，这一点解释了整个历史，包括人类创造出哪些思想观念、作出哪些决策，以及政治、哲学、刀剑和所有其他的东西。

例如，对于为什么美洲在欧洲人到来之前从未发展出技术文明，他的解释中有一部分是说，这是因为美洲缺乏适合驯养成驮畜的动物。

羊驼（见图17-2）原产于南美洲，自史前时代就被用作驮畜，因此戴蒙德指出，它们不是整个大陆的本地物种，只是安第斯山脉的本地物种。安第斯山脉为什么没有产生技术文明？印加帝国为什么没有发生启蒙运动？戴蒙德的看法是，由于其他的生物地理因素不利于这些事物产生。

共产主义思想家弗雷德里希·恩格斯对历史提出了相同的终极解释，并同样提出了羊驼的限制性。他在1884年写道：

图17-2　羊驼

东大陆……差不多有着一切适于驯养的动物……而西大陆，即美洲，在一切适于驯养的哺乳动物中，只有羊驼一种，并且只是在南部某些地方才有……由于自然条件的这种差异，两个半球上的居民，从此以后，便各自循着自己独特的道路发展……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弗雷德里希·恩格斯，根据卡尔·马克思的笔记

但既然羊驼在其他地方也可以有用，为什么它一直 “只是在南部某些地方才有”？恩格斯没有谈到这个问题。但戴蒙德认识到，这个问题“迫切需要解释”。因为除非羊驼没有输出到其他地方的原因本身就是生物地理原因，否则戴蒙德的“终极解释”就是错的。于是他提出了一个生物地理原因：他指出，一个不适合羊驼生存的炎热低地环境，把安第斯山脉与可能将羊驼用于农业的中美洲高原分隔开来。

但是我们又要问，为什么这样一个区域会成为阻碍驯养羊驼传播开来的屏障？商人来往于南美洲和中美洲之间已有几个世纪，他们可能会走陆路，也肯定走过海路。只要有长距离的贸易存在，思想就不必要在一路上每个地方都有用才能传播。正如我在第11章中所说的，知识有着独特的能力，可以瞄准一个遥远目标，让它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在它与目标之间的空间里不产生什么影响。那么，其中一些商人带几头羊驼到北方去卖，需要什么？需要的只是这么一个想法：想象力的一次跳跃，猜想如果一种东西在这里有用，那么它可能在那里也有用。还有承担投机风险与物质风险的魄力。波利尼西亚的商人们就是这样做的。他们走得更远，跨越了一道更难对付的天然屏障，携带的货物里包括活的牲畜。为什么没有南美洲商人想过要把羊驼卖到中美洲去？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但这为什么一定要与地理有关？他们可能只是太习惯了自己做生意的方式。也许动物的新用途是犯忌讳的。也许有人尝试过这样的贸易，但每次都纯粹因为运气不好而失败了。但是，其中原因不管是什么，都不会是炎热地区形成了一道物理屏障，因为它没有形成屏障。

这些都是狭隘的考虑。从大局来看，阻碍羊驼传播的只可能 是人类的思想和观点。如果安第斯人有波利尼西亚人的眼界，羊驼可能会传播到美洲各地。如果古代波利尼西亚人没有这样的眼界，他们可能从一开始就不会定居在波利尼西亚，生物地理解释就会把大洋的屏障当成这种现象的“终极解释”。如果波利尼西亚人更擅长远距离贸易，他们可能会把马从亚洲运到他们的岛上，然后运到南美洲——这一壮举可能不比汉尼拔把大象运过阿尔卑斯山 [4] 更令人佩服。如果古希腊启蒙运动能够持续下去，雅典人也许会率先定居在太平洋岛屿上，他们 就会成为“波利尼西亚人”。或者，如果早期的安第斯人能找到办法繁殖出作战用的巨型羊驼，他们可能会在任何人想到驯养马之前就骑着羊驼去探索和征服，南美洲的生物地理学者将会解释说，他们的祖先之所以能够殖民全世界，是因为其他的大陆没有羊驼。

而且，美洲并不是总缺少大型四足动物。当第一批人类到达美洲时，有很多“大型动物”物种很常见，包括野马、猛犸象、乳齿象和其他象科成员。有些理论认为，人类捕猎使这些动物灭绝了。如果那些猎人中间有一个人有不同的想法，想在杀死这些野兽之前骑一骑它，会发生什么事？几代人之后，这种大胆猜想产生的连锁效应可能会造成这样的局面：骑着马和猛犸象的勇士部族如潮水一般通过阿拉斯加涌回旧大陆，重新征服它。他们的后代会把这归功于大型动物的地理分布，但真正的原因应该是某个猎人头脑里的某个想法。

在史前时代早期，人口数量很小，知识是狭隘的，改变历史的想法几千年才会产生一个。在那时候，一个谜米想要传播，只有靠一个人观察到身边的一个人在实践它，并且（由于文化的静态性）就算是这样也很少能传播开来。所以在那时候，人类行为与其他动物的行为相似，大部分的事情确实可以用生物地理学来解释。但是，抽象语言、解释、高于最低生存水平的财富、远距离贸易之类的发展，全都有潜力突破狭隘，从而使思想观念具有因果力。到历史开始被记录下来的时候，它早已成为思想观念的历史，远胜于作为其他任何事物的历史——虽然不幸的是，当时的思想观念仍然主要是自残的、反理性的那一类。在此后的历史中，再坚持用生物地理学来解释全部的历史，就需要很大的奉献精神了。

关于人类事物的机械性再阐释，通常不仅缺少解释能力，在道德上也是错误的，因为它们实质上否认了参与者的人类属性，只把他们和他们的思想当作自然环境的副作用。戴蒙德说，他写《枪炮、细菌和钢铁》一书的主要原因是，除非人们确信欧洲人的相对成功是出于生物地理学因素，否则他们总是会受到种族主义 解释的诱惑。不过，这本书的读者们是不会同意的，我相信！如果戴蒙德研究一下古代雅典、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所有这些通过抽象思想体现因果关系精髓的事物，他也会看不到有什么办法能将这些事件归因于思想观念和人类，而会理所当然地认为，要放弃对事件进行一种还原主义的、非人类化的再诠释，就必须采用另一种同样的再诠释。

在现实中，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的差异，或萨沃纳罗拉与洛伦佐·美第奇之间的差异，与他们的基因全无关系；东印度群岛居民与英国国民之间的差异也是如此。他们全都是人——通用解释者和建造者，但他们的思想观念 不同。引发启蒙运动的也不是自然环境。说我们所处的自然环境是思想观念的产物 ，要准确得多。原始自然环境虽然充满证据因而也充满机遇，但里面一个思想观念也没有。只有知识能把自然环境转变成资源，只有人类能创造解释性知识，从而创造出称为“历史”的人类独有行为。

植物、动物和矿物之类的物理资源提供了机会，可能会激发新的思想观念，但它们从来不能创造观念，也不能让人拥有特定的观念。它们还会引发问题，但不会阻止人们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火山喷发之类的重大自然事件可能会彻底消灭一个古代文明，不管受害者们想什么都没有用，但种事是特例。通常，如果有人类能幸存下来思考，就有思维方式可以让他们改善自己的处境，然后进一步改善。不幸的是，正如我解释的，也有思维方式可以阻止所有这样的改善。因此，自文明开始以来以及更早的时候，进步的主要机遇和主要障碍都仅仅由思想观念组成。它们是整个历史的决定性因素。马、羊驼、燧石或铀的原始分布状况只能影响到细节，并且只能在人类对于怎样使用这些东西有了想法之后 才能产生影响。思想观念和决策的影响几乎完全决定了哪些生物地理因素会影响今后的人类历史，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对一个静态社会来说，存续一千年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记得有些古代的大型中央集权帝国持续的时间比这更长，但这是一种选择效应：大多数静态社会都没有留下记录，它们必定要短命得多。一个很自然的猜测就是，其中大多数社会在面临第一个需要创造出全新行为模式的挑战时就毁灭了。复活节岛在地理位置上与世隔绝，自然环境相对适宜居住，这些因素可能帮助这个静态社会维持了较长的寿命。如果它面临着自然和其他社会的更多考验，将不会存在那么久。但就算是这些因素也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因素，而不是生物地理因素，如果岛上居民知道怎样去进行远距离航海，该岛就不会“与世隔绝”。同样，复活节岛有多么“适宜居住”，取决于居民们知道什么。如果移民们懂得的生存技巧与我一样少得可怜，那他们在岛上连第一个星期都撑不过去。另一方面，如今有数千人生活在复活节岛上而不会饿死，并且没有森林——虽然目前他们在造林，因为他们想这么做，也知道怎么去做。

复活节岛文明崩溃了，因为人类不可能不遇到新问题，而静态社会在面临新问题时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在南太平洋的其他岛屿——包括皮特凯恩岛上，也有文明兴起并衰落。这是该地区内历史全貌的一部分。而且从全局来看，上述现象的原因是，这些文明都面临他们没能解决的问题。复活节岛居民没能航行离岛，就像罗马人没能解决政府和平更替的问题。如果复活节岛上确实发生了森林灾难，它也不是打垮岛上居民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他们长期未能解决森林灾难带来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没有终结他们的文明，最终还会有其他问题来终结他们的文明。把他们的文明维持在那种静态的、痴迷于建造石像的状态中，从来都不是一种可供他们选择的方案。他们唯一能够选择的是，文明要么痛苦地突然终结，毁掉他们那少得可怜的知识里的绝大部分，要么慢慢改变，变得更好。要是他们知道该怎么改变，可能就会选择后者。

我们不知道复活节岛文明在阻止进步的过程中犯下了什么样的可怕错误。但显然它的崩溃并没有使任何事物得到改善。事实上，暴政崩溃永远不足以带来改善。要持续创造知识，还要依靠特定类型的思想观念，特别是乐观主义，以及与之相关的批评传统。这类传统必须包含并保护一些社会和政治体制，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会容忍一定程度上的异见和背离规范，教育实践不会完全扼杀创造力。这些事物中没有一样是能够轻易实现的。西方文明是实现这些东西的当前结果，这也是为什么它已经拥有了避免复活节岛式灾难所需的东西，就像我说的那样。如果它确实面临危机，这必定是某种其他危机，如果它崩溃了，将是以别的方式崩溃；如果它需要拯救，将必须用它自己独有的方式来拯救。

1971年，当时我还在上中学，参加了一次为高中生举办的题为“人口、资源、环境”的讲座，主讲人是人口学家保罗·埃利希。我不记得我预先想到过会在讲座上听到什么（在那之前我根本没听说过“环境”这个概念），但我完全没料到他会如此华丽大胆地直接展示悲观主义。埃利希直截了当地向他年轻的听众们描述了他们将要继承的人间地狱。好几种不同的资源灾难已经迫在眉睫，其中一些已经无法回避、为时已晚。在10年内，最多20年内，就会饿死数以十亿计的人。原材料会耗尽：当时正在进行中的越南战争，是为了争夺该地区的锌、橡胶和石油而进行的背水一战。（请注意，他的这个生物地理学解释多么漫不经心地排除了政治分歧导致冲突这一事实。）美国内地城市当时面临的困境，犯罪率上升，精神疾病，全都是一场巨大灾难的部分表现。埃利希把这一切都归结为人口过剩、污染和无节制地使用有限的资源：我们建造了太多的发电站、工厂、矿山、集约化农场，经济增长太快，远远超过了地球可以维持的限度。而且最糟糕的是，人太多了，这是所有其他不幸的根本原因。在这方面，埃利希步马尔萨斯的后尘，犯了同样的错误：根据对一个过程的预言 来对另一个过程进行预测 。于是他计算出，美国就算维持它在1971年的生活水平，也要把人口减少四分之三，减少到5000万人——这当然不可能及时完成。他说，全球人口过剩7倍，连澳大利亚也快要接近它能维持的人口上限，等等。

教授跟我们谈的是他的研究领域，当时我们没有什么根据可以质疑他的话。然而，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事后的谈话不像是一群刚刚被夺走未来的学生会谈的。我不知道其他人怎样，但我记得自己是在什么时候变得不再担忧。讲座结束时，一个女孩问了埃利希一个问题，具体细节我已经忘了，但问题的形式是“如果我们在几年之内解决了（埃利希描述的问题之一）会怎么样？这难道不会影响你的结论吗？”埃利希的回答非常干脆：我们怎么可能解决呢？（他不知道。）而且，就算我们能解决，这除了短暂地推迟灾难到来的时间，还能有什么用？到时候 我们又该怎么办？

放心啦！当我意识到埃利希的预言等于是说“如果我们停止解决问题，就会大难临头”，我就不再觉得他的预言有多么让人震惊了，因为怎么可能会是别的样子呢？那个女孩就很有可能去解决她问到的那个问题，以及 接下来产生的问题。不管怎样，肯定有人解决了那个问题，因为预定会在1991年降临的灾难还没有成为现实。埃利希预言的其他情景也没有成为现实。

埃利希认为，他在调查一颗行星的物理资源，预测其下降速度。事实上他是在预言未来知识的内容。他设想了一个只能运用1971年的最佳知识的未来，隐含地假设今后只能解决一批数量很少并且迅速减少的问题。而且，他用“资源枯竭”来表述问题，忽视了解释的人类水平，从而错过了他试图预测的事物所有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也就是：相关的人和体制是否拥有解决问题所需要的东西？或者更宽泛地说，解决问题需要什么 ？

几年后，一位学习环境科学（这在当时还是一个新学科）的研究生向我解释，彩色电视机 是我们的“消费社会”即将崩溃的一个预兆。为什么呢？他解释说，首先，它毫无意义。电视机全部的功能都可以同样由黑白电视机来完成，花费几倍的成本去加上色彩，仅仅是“炫耀性消费”。这个词是经济学家索尔斯坦·凡勃伦在1902年杜撰出来的，比黑白电视机的诞生还要早20多年，它指的是为了向邻居炫耀而想要新物品。我的同事说，通过科学地分析资源限制条件，可以证明我们现在已经达到炫耀性消费的极限。彩色电视机所用的阴极射线管需要用元素铕 来制造屏幕上的红色荧光粉。铕是地球上最稀有的元素之一，全球所有已探明储量只够制造几亿台彩色电视机。用完之后，电视机又会变回黑白的。但是更糟糕的是，想想看这意味着什么。从此以后世界上会有两种人：拥有彩色电视机的人和没有彩色电视机的人。对于其他正在消耗的东西，情形也是一样的。世界将有着永久的等级差别，精英们囤积最后的资源，过着华丽耀眼的生活，与此同时，为了在最后的年月里维持这种幻想的状态，所人其他人都必须在死气沉沉的怨恨中辛苦劳作。情况就这样发展下去，这是噩梦中的噩梦。

我问他怎么知道人们不会发现新的铕。他反问我，我怎么知道会发现，而且就算发现了，然后 我们要怎么办呢？我问他，他怎么知道不用铕就无法生产彩色阴极射线管，他向我保证说这不可能，因为能有一种元素具有人们需要的属性已经是奇迹了。毕竟，大自然为什么要提供那些属性能对我们提供便利的元素呢？

我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元素的种类并不多，每一种元素只有几个能级可以用来发光。毫无疑问，物理学家们已经评估过它们了。如果最终结论是除铕之外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制造彩色电视机，那就是没有其他办法。

然而，红色荧光粉的“奇迹”让我深感困惑。如果自然仅仅提供一对合适的能级，它为什么要刚好 提供一对？我当时没有听说过微调问题（这在当时是个新问题），但这个问题的费解之处与它一样。实时传递精确的图像，是人们自然而然想做的事，就像快速旅行一样。如果物理规律禁止这样做，就像禁止超光速旅行那样，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如果它们允许这样做，但只有人们知道怎么做才行，也很正常。但它们刚好 允许这样做，就是一种经过微调的巧合。为什么物理规律会划下这样一条线，与一个碰巧对人类有技术重大影响的位置如此接近？这就好比地球的中心离宇宙的中心只有几千米一样，看上去违反了平庸原则。

更让人困惑的是，就像真正的微调问题一样，我的同事认为存在许多 这样的巧合。他的全部观点就是，彩色电视机只是一种现象的代表体现，该现象在许多技术领域里同时发生：最终极限正在迫近。我们为了达到看彩色肥皂剧这么无聊的目标，正在消耗最稀有的稀土元素的最后库存，同样地，所有看似进步的事物，其实都只是在疯狂开采地球上最后的资源。他相信，20世纪70年代是历史上一个独特而可怕的时期。

他在一个方面是正确的：直到今天，人们都没有发现其他生产红色荧光粉的方法。然而当我写下这一章的时候，眼前就有一个超级好的计算机显示器，它里面一个铕原子都没有。它的像素是完全由普通元素构成的液晶，也不需要阴极射线管。就算它需要阴极射线管也没关系，现在人们已经开采出足够多的铕，可供让地球上每个人都拥有十几个使用铕的显示屏，而且铕的探明储量比这还要多出几倍。

就在我那悲观的同事唾弃彩色电视技术、认为它无用而且注定要失败的时候，乐观的人们在发现制造彩色电视机的新方法，以及它们的新用途——他只花了五分钟去思考彩色电视机实现黑白电视机现有功能的能力，就排除了这些新用途。但对我来说，值得注意的不是他那失败的预言及其根本错误，也不是因为噩梦不曾发生而产生的轻松感，而是关于人 是什么的两种观念之间的明显差异。在悲观主义的观念看来，人是浪费者，他们取得珍贵的资源，疯狂地将它们转换成没有用的彩色图像。这种说法对静态社会来说是正确 的，那些石像才是无用而且注定要失败的，就像我同事心目中的彩色电视机——将我们的社会与复活节岛的“古老文化”进行比较之所以完全错误，就是因为这一点。在乐观主义的观念看来（事实证明这种观念是正确的，人们没有预料到这一点），人类是问题的解决者，能创造出不可维持的解决方法，并带来新的问题。悲观地看，人的这种独特能力是一种疾病，其治疗手段是可维持性。乐观地看，可维持性是一种疾病，其治疗手段是人类。

从那时起，出现了多种全新的工业，利用着伟大的创新浪潮，对其中许多行业——从医疗成像到视频游戏、桌面出版、自然纪录片（如艾登堡的作品），事实都证明彩色电视技术非常有用。而且，完全没有出现黑白电视机与彩色电视机用户之间永久的等级差异，黑白电视技术现在实际上已经过时了，阴极射线管电视机也是。现在的彩色显示器非常便宜，可以作为营销手段随杂志免费赠送。所有这些技术都没有在人群中制造分裂，它们本质上崇尚平等，把以前阻止人们获得信息、观点、艺术和教育的许多根深蒂固的障碍扫荡一空。

反对马尔萨斯观点的乐观主义者往往热衷于强调，所有的恶都源于缺乏知识，而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他们在这一点上很正确。对于灾难的预言（比如我前面描述的那些灾难）确实彰显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预言式思维方式不管看上去可能多么有道理，都是错误的，而且本质上带有偏见。不过，预期问题 总是会得到及时解决以避免灾难，同样是错误的。事实上，马尔萨斯主义者更深刻、危险的错误在于，他们声称有办法避免 资源配置灾难（也就是说可维持性）。这种观点也否认了我建议大家刻在石头上的另一条伟大真理：问题是不可避免的 。

一个解决方案有可能在一段时期内、用于某种狭隘用途时不遇到问题，但没有办法事先确认哪些问题会有这样一个解决方案。因此，除了保持静态以外，没有办法防止新解决方案带来不可预见的问题。但静态本身是不可维持的，历史上的每个静态社会就是证明。马尔萨斯不会知道，不起眼的、当时刚刚被人们发现的铀元素，最终会关系到文明的生死存亡，就像我的同事不会知道，在他有生之年，彩色电视机将会每天都在挽救生命。

因此，没有哪种资源战略能够预防灾难，正如没有哪种政治体制能够只带来好领导和好政策，也没有一种科学方法能只带来正确理论。但确实有些思想观念会导致 灾难，众所周知，其中之一就是认为可以科学地规划未来。在以上三种情况下，唯一合理的策略是根据它们的纠错能力来评价体制、资源和方法：废除坏政策，罢免坏领导，淘汰坏解释，从灾难中恢复过来。

例如，在20世纪的进步带来的巨大胜利中，有一项是抗生素的发现，它终结了自古以来造成痛苦和死亡的多种瘟疫和地方性疾病。然而几乎是从一开始，那些批评“所谓的进步”的人就说，由于耐药病原体的进化，这一胜利可能是暂时的。这一点经常被放在更广大的意义上，用来控诉启蒙运动的狂妄自大。这种观点认为，在与细菌和它们的武器（也就是进化）对抗的战争中，我们只要输掉一场战斗就会大难临头，因为我们其他的“所谓的进步”，诸如廉价的全球航空旅行、全球贸易、大量的城市，使我们在全球传染病面前比过去更加脆弱，这样一场传染病的毁灭性可能超过黑死病，甚至可能导致人类灭绝。

但是所有 的胜利都是暂时的。因此，用这个事实来把进步重新诠释为“所谓的进步”，属于坏哲学。依赖特定的抗生素是不可维持的，这一事实只能用来控诉某些人的观点，他们期待一种可维持的生活方式。但事实上不存在这样的东西，只有进步是可维持的。

预言式的做法只能看到有可能推迟 灾难的方法，也就是提高可维持性的方法：大幅减少和分散人口，使出行变得困难，抑制不同地理区域之间的接触。一个这样做的社会，没有能力负担研发抗生素的科学研究。该社会的成员会希望他们的生活方式能替代抗生素保护他们，但是请注意，人们尝试这种生活方式时，它没能预防黑死病。它也不能治愈癌症。

预防和拖延战术是有用的，但在可行的未来战略中，它们只能占一小部分。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当预防和拖延战术失败时，生存迟早要依赖于对抗问题的能力。显然，我们需要努力寻求治疗方法，但只能针对已经了解的疾病作这种努力。所以，我们要有能力去处理未曾预见、无法预见的失败。为此，我们需要一个庞大而充满活力的科研共同体，它对寻求解释和解决问题有兴趣。我们需要有财富来为它提供资金支持，还需要有技术能力把它的发现付诸实践。

气候变化问题也是如此，该问题目前有很大争议。我们面临的前景是，技术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将使大气平均温度升高，其有害影响包括干旱、海平面上升、农业破坏、部分物种灭绝。预测认为，气温上升的这些有害影响超过了有利影响，后者包括粮食产量上升、总体上促进植物生长、冬季死于低温的人数减少。目前，人们还等待着最强大的超级计算机对地球气候的模拟结果，以及经济学家们关于这些计算结果意味着下个世纪经济会怎样的预测，来决定意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数以万亿美元计的资金，以及大量的法律和体制变化。根据以上讨论，我们应该注意到与该争议及其背后的问题有关的几件事。

首先，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很幸运的。不管流行的气候模型准确度如何，有一点在物理规律上是没有争议的，并且无需任何超级计算机或复杂模型就能得出结论，那就是，这样的排放必然 将最终 导致使气温上升，后者最终将是有害的。那么考虑一下：如果相关参数略有不同，灾难到来的时刻是1902年（凡勃伦的年代），当时的二氧化碳排放已经比启蒙运动之前高了几个数量级。那么，灾难会在任何人能预见到它或者知道是怎么回事之前发生。海平面会上升，农业会被破坏，数以百万计的人开始死去，还会有更糟糕的事接踵而来。那时的重大问题不会是怎样预防这场灾难，而是怎样应对。

他们那时候没有超级计算机。由于巴贝奇的失败和科学界的错误判断——也许最重要的是，由于他们缺乏财富——他们完全不具备自动计算的关键技术。机械式计算器和满屋子的计算人员是不够的。但更糟糕的是，他们几乎没有大气物理学家。事实上，当时各种各样的物理学家加起来，人数也只是今天专门研究气候变化的物理学家的零头。从社会的角度看，物理学家在1902年是一种奢侈品，就像彩色电视机在20世纪70年代是一种奢侈品。但是，要从灾难中恢复过来，社会需要更多的科学知识、更多更好的技术，也就是说更多的财富。例如，在1900年，建造海堤以保护一个低地岛屿的海岸，所需要的资源非常庞大，只有那些大量集中了廉价劳动力或巨额财富的岛屿才负担得起，就像荷兰那样，由于造堤技术，该国大部分人口已经生活在低于海平面的地区。

这个挑战很容易通过自动化来应对，但当时的人们没有能力用这种方式来处理它。那时候所有相关的机器都动力不足、性能不可靠、价格奇高，也不可能大批量生产。为了在巴拿马修建一条运河付出的巨大努力刚刚失败 [5] ，牺牲了成千上万的人，损失了大量金钱，原因是技术和科学知识准备不充分。而且，当时的世界总体上拥有的财富以今天的标准看来少得可怜，这加重了上述问题。今天，几乎任何沿海国家都完全有能力进行海岸防御工程，为寻找海平面上升的其他解决方案多争取了几十年时间。

如果一个解决方案都没找到，我们到时候 该怎么办？这是一个类型完全不同的问题，它引出了我对气候变化争议的第二个观察，那就是，虽然超级计算机模拟是在（有条件地）预测 ，经济展望就几乎纯粹是预言 。因为我们可以预期，未来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在创造新知识处理问题方面有多么成功。所以，将预测与预言进行比较，将导致同样的老错误。

再假设那场灾难在1902年已经降临，想想科学家们将会对20世纪的二氧化碳排放作出什么样的预测。他们假设能源消耗将大致像过去一样呈指数增长（这个假设是靠不住的），估算由此导致的排放量增长。但这个估算没有把核能的效果包括在内，也不可能包括，因为当时放射性本身还只是刚刚被发现，要到20世纪中叶才会被用来发电。但容我假设他们不知何故就是能预见到这一点。那么他们可能会修改对二氧化碳的预测，得出结论说，排放量很容易在世纪末恢复到1902年的水平以下。但这只是因为他们无法预见到反核能运动，该运动使核能在成为重要减排因素之前就停止了扩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用的是环境方面的理由）。如此种种。人类的新想法（包括好的和坏的）这个不可预测的因素，一次又一次使科学预测变得无用。现在对下一个世纪的预测也必定是这样，而且更加是这样。这引出了我对当前争议的第三个观察。

人们目前还不是非常清楚大气温度对二氧化碳浓度有多敏感，即给定的浓度增幅会导致气温上升多少度。这个数字在政治上很重要，因为它关系到这个问题有多紧迫，敏感度高意味着紧迫度高，敏感度低则相反。不幸的是，这导致政治争论被一个次要问题所主导：迄今的升温在多大程度上是“人类的”（由人类造成的）。这就好比人们在争论应对下一次飓风的最佳准备措施时，大家一致认为只需要准备应对由人类造成的飓风。各方似乎都觉得，假如事实表明气温的随机 浮动将要导致海平面上升、破坏农业、毁灭物种等，那么我们的最佳方案就是微笑着忍受。或者如果升温有三分之二由人类造成，我们就不应该去减缓另外三分之一的升温的影响。

试图预测我们对下个世纪环境的影响，然后让所有的决策都围绕着这个预测来优化，这样做是行不通的。我们无从知道要削减多少排放量，或者减排会产生何种影响，因为我们无从知道未来的发现，这些发现会使我们今天的某些行为显得很明智，有些则适得其反，还有些无关紧要；也无从知道纯粹的幸运会怎样给我们提供帮助或拖后腿。使可预见的问题推迟发生的战术可能会有用，但它们不能替代如下做法，并且相对于该做法必须居于次要地位：增强我们在事件以出乎意料的方式发生之后 进行干预的能力。如果二氧化碳导致变暖的发展没有出乎我们的意料，也会有别的事是这样的。

我们确实没有预见到全球变暖的灾难。我之所以称其为灾难，是因为流行理论认为，我们的最佳选择是通过大笔花钱和在全世界范围内严厉约束行为来阻止二氧化碳排放，随便用什么合理标准来看，这都已经是一场灾难了。我说人们没有预见到它，是因为我们现在认识到它在1971年我去听那个讲座的时候已经开始了。埃利希确实告诉我们，气候的迅速变化很快就会摧毁农业，但他当时说的变化是全球变冷 ，由烟雾和超音速飞机凝结的尾迹造成。当时已有科学家提出了气体排放导致变暖的可能性，但埃利希认为这不值得一提。他对我们说，证据表明总体的变冷趋势已经开始，该趋势将持续下去，带来毁灭性的后果，虽然长期而言它可以因为工业的“热污染”而逆转（与我们重占关注的全球变暖相比，热污染的影响要弱许多）。

常言道，预防即治疗。但是只有知道了要预防什么，才能够进行预防。任何防范措施都无法规避我们没有预见到的问题。为了准备应对这些问题，我们别无他法，只能靠增强我们在事情出问题时把它带回正确轨道的能力。试图永远靠纯粹的运气来避免坏结果，只会注定让我们以失败告终，没有复苏的手段。

世界正忙着讨论几乎不惜代价地强制减排的计划，但人们本应该更多地讨论降低温度的计划，或者是在更高气温下繁荣发展的计划，而且不应该不惜代价，而要高效低价。已经有了一些这样的计划，比如通过多种手段消除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在海洋上空产生更多的云来反射阳光，促使水生生物吸收更多的二氧化碳。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投入还非常少。超级计算机、国际条约和巨额金钱都没有专注在这方面。在人类应对气候变暖问题或类似问题的努力中，这类方案并不是核心。

这样做很危险。目前还没有重要迹象表明我们会退回到可维持的生活方式，但仅仅这种渴望就是危险的。我们会渴望什么？强行把未来世界变成我们心目中的样子，无休止地重复我们的生活方式、误解和错误。但如果我们改而进行一趟没有尽头的创造和探险旅程，其中每一步在被下一步补救之前都是不可维持的，如果这成为我们的社会中流行的价值观和渴望，那么人之上升——即无穷的开始将至少成为可维持的，如果不是稳如泰山的话。

术语

人之上升 ——无穷的开始。此外，雅各布·布洛诺夫斯基的《人之上升》是本书的灵感源泉之一。

维持 ——这个词有两个几乎是相反的但经常被混淆的含义：为人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或防止事物发生改变。

“无穷的开始”在本章的意义

——拒绝把（表面上的）可维持性当作一种渴望，或者对计划的约束条件。

小结

静态社会最终失败，是因为它们无法迅速创造知识的特性必定会把一些问题变成灾难。因此，把这类社会与今天西方的技术文明进行比拟是错误行为。戴蒙德对不同社会的不同历史所作的“终极解释”是错的：历史是思想的历史，不是生物地理学的机械影响的历史。预防可预见灾难的战略最终必将失败，而且对不可预见的灾难连讨论一下都做不到。为了防备不可预见的灾难，我们需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迅速进步，还需要尽可能多的财富。

* * *

[1] 博爱号是英国海军1787年购买的一艘小型商船，被派往南太平洋塔希提岛执行运输任务。1789年4月28日，博爱号离开塔希提岛后不久，船上爆发叛乱，叛变的船员罢免并放逐船长，驾船前往皮特凯恩岛一带定居，博爱号被烧毁。小说《叛舰喋血记》及同名电影与此事有关。——译注

[2] 锡洛普的第欧根尼（约公元前412-343），古希腊犬儒派哲学家，提倡清心寡欲，反对文明和享受，据称他住在一只木桶里。——译注

[3] 尤利乌斯·凯撒（公元前100-44年），古罗马帝国末期政治家、军事家，于公元前44年成为终身独裁官。反对凯撒的元老院成员担心他称帝，密谋刺杀了他。——译注

[4] 公元前218年，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迦太基统帅汉尼在冬季带着步兵、骑兵和战象翻越阿尔卑斯山，攻打罗马本土。不过战象在翻越过程中损失严重，只剩下几头。——译注

[5] 1881年，法国实业家、苏伊士运河工程领导者斐迪南·德·雷赛布主持第一次巴拿马运河修建工程。由于设计失误、管理不善、热带病侵袭等原因，工程于1889年宣告失败。其间，疾病和事故导致约2.2万人死亡。——译注